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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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伙儿一块儿收集: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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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好，你收集老否的，我正好在收集VIKING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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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为什么中国没有大音乐家”想到的......
meltice老兄的“为什么中国没有大音乐家”把老否的往事又钩起来了，还说一个故事吧（又是故事）：

上前年咱领导上昆明开会，听介绍说和咱这里同一级别的山东泰安市医院有螺旋CT核磁共振全自动大生化和十几个研究生三个博士，一天开七八台手术，小小一个儿科的门诊量抵得上咱整个医院，生意那叫一个好。领导回来就坐不住啦，于是就讨论，于是就出结论：闭塞所至。于是就全院所有科头处头主任护士长前往考察取经啦。

车到西安，街边卖茶蛋柿饼那些老婶小哥的沙油那拉八格牙鲁好马骑一提一死比咱外贸公司里那几个小眼镜说的还好听。导游告诉说这里有句流行话叫做：“翻身不忘毛主席，致富全靠秦始皇”，当然先得去看看这位财神爷了。

兵马俑博物馆门口一溜卖小陶人的摊，乌青乌青的，活脱脱就是馆中土坑里那些下的崽，上去一打听：八十一对。“少点少点”老否给摊主递上支精品红河，涎着脸说。“咳，我说大兄弟，您要算往大处算，要省往别处省，我这是国宝，全世界独一份。离了这里就没门喽。”

废话，不冲这老否还能让你白咂烟卷？看看没讲了，就摸出张大票来：“你这东西没问题吧”，“得，看大兄弟是个实在人，咱都是带把的汉子，告诉你个事吧”摊主凑过来：“一看你就是有眼神的人，我这是从馆里弄出来的，就拿坑里的土在馆里烧的，你看我跟旁那些，五块你都亏。”

虽说是个仿品，毕竟还是和里面的一块地埋了几朝几代呢，这下老否高兴了。回旅馆看见有一个小土斑，用手一抠土斑越来越大，索性放盆里一洗，他妈的，俩黄泥巴团。


最后一站是北京，天坛。这早贼冷，太阳亮哗哗的人还冻得跟吃了打虫药的猫一样。咱一帮子人正忙活着，对面来了两鬼子，走近才看清楚那女的怀里还搂着个裹着羽绒服的岁多的小人儿----天啦，没见过这么好看的洋娃娃！比拉斐尔的天使就缺对小翅膀了。大伙又高兴又新鲜，接过来又是亲脸又是合影的乱做一堆，送来递去的就传远了，看不见啦。

这下老否慌了神：保不齐从哪钻出个人拐子劳改犯来你两口子哭天都没泪呢。赶紧冲上去扯那男的衣服，这伙计看着咱一脸迷惑，倒是那女的闪着双蓝汪汪的眼睛望着我：“歪......？” “歪！歪你个大脑壳！”老否瞧着这俩麻木不仁的家伙，指着远处，突然脸红脖子粗地憋出了句：“丘疹！贝比！”

这两口子一齐朝我傻笑了：“楼新，楼新。”

大半钟头后，小人儿又传了回来，正一步一颠的踩着石砖学走路呢。

两口子牵着小人儿走开了，走了没几步，又把那一步一颠的小人儿板转身来朝咱这堆人摇着小手：“拜拜！”

“拜拜”。真的希望还能和你们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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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老头和一个小孩的故事
我们这里的菜市街有个专卖土豆的矮老头，从我记事起没见他卖过其他蔬菜，老头不贪，每回背一背篓，卖完就走。

造反那些年头，我上小学，有一天放学路过咱这的“大广场”（都这样叫，其实就一露天的会场），见乌鸦鸦的围了一大堆人，小娃儿爱看热闹我就挤了进去：台子上六七个穿军装扎武装带左手还套着红箍的后生揪定那老头在吵呢，我看那时他就很老的了，老头鞋也掉了，衣服也撕破了。昏头昏脑的乱了一大阵，恰好我们的《常识》课老师也在看，就一把拽住我说：“回家回家，当心踩倒了。”

我问老师怎么了，老师说老头卖土豆时哼哼福斯特的《故乡的亲人》被检举了。说是在为帝国主义招魂。“哪个叫福斯特？”我又问老师。“哪个叫福斯特？”旁边一个比我大七八岁，正在维持秩序的绿军装瞪着我：“你小娃家问这个整哪样？就是大走资派，大反动派，和福司令（胡，我们这的方言福胡不分的）是一伙的！”我就从这天起知道了老头。

大半年过去，我已经知道了福斯特是谁，也偷偷学会了唱《故乡的亲人》、《我的肯塔基故乡》、《金发的珍妮姑娘》后，我到了老头家。老头孤身一人，家里是随便扔一石头就砸墙的，可是在墙的一角却有架黑呼呼的钢琴。我当时简直看傻眼了，这东西可是连文工团都有不起呢！

老头姓吴，早年法国人在咱这修铁路时被抓了夫，又跟着修路那帮人莫明其妙的到过巴黎考文垂莫斯科，后来又在旧金山呆了十多年，在收音机里听到了“社会主义好，社会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之后回来参加祖国建设了。钢琴就是那时带回的。他为我们那小城画了三座桥的图纸。到现在那三座桥当然是很窄小很破败了，可十几二十吨的大卡车天天过楞就什么事也没有，邪门不邪门？

从小学到中学，几乎每个假期我都要在老头家泡上很多天，经常是他在钢琴上舞弄一阵，然后就跟我说：这是柴可夫斯基《四季》里的“六月”；这是贺绿汀的《牧童短笛》（这汀字就是他教我的）；这回又是肖邦的《英雄波兰舞曲》了。

娶媳妇的那年，我做了一桌菜，把老头请到了家里。老头牙也快没了，只听他含含糊糊的说：“娃儿的菜,好吃，好吃......"

老头现在仍然在卖他的土豆，还是每回背一背篓，卖完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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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接着贴：

这事不光彩，它发生在我刚进初中，也就是第一回去了老头家后的第二年。但和那老头无关。如果硬要扯上点关系，看到后面就知道，命该如此了。

那时有本叫《东方红》的年刊，有小而全里卖的八分钱一两粮票一个的糖饼两个那样厚，家里的规矩是：平时没早点；生病了能吃国营食堂里三分钱一个的馒头；生大病就能吃到这种糖饼了。

这本书很好看，书上从水肥土种密保管工造反有理革命无罪到粗粮细做人工避孕哪样都有，美眉没有，就象现在地摊上的《万事不求人》。新到的那本有一篇批判李劫夫的文章，其中说到两首歌：《我们走在大路上》和《哈瓦那的孩子》。后一首没听过，前面的歪唱可是熟了：“我们走在大路上，汽车来了一个都不让，司机急得把眼泪淌，脱下裤子......”。为了搞清真正的歌词，搞清这李劫夫到底坏在哪里，就有了下面的故事。

文化馆的手摇唱机在家里，唱片哪里有？广播站有。

小孩不知深浅，第二天放学后就到广播站找我的无线电师入门师傅许大学（谁都这样喊，因为阖城里就他一人会修理收音机，到现在我都不晓得他的真实姓名），要他找这《我们走在大路上》，许大学象见了鬼一样：“你娃儿整哪样不好，前久革委会才来清过，你还想闯祸阿，这些都丢老仓库里了”。

明要是不行了。怎么办，偷！

广播站老仓库就挨着我们医院正在盖着的新住院部，旁边还有个堆钢筋水泥铁丝的工棚。晚上十点多钟的样子，我把衣服往裤带里一扎，兜里揣个电筒到了老仓库，门肯定是锁了的，我两手一撑翻上窗子，把天窗的铁闩拨开就钻进去了。几个大纸箱里唱片不少，就是没有这首《我们走在大路上》。不敢久呆又不能白来一回，失望中顺手抄起一沓塞进衣服里推开大窗子跳了出来。

就在这时候，耳朵边忽然“唰”的一声擦过，对面医院食堂马师傅的声音叫了起来：“贼头逮水泥了！贼头逮水泥了！”半截砖一块接一块的砸过来，我不要命的向前跑了几步：跟前是一大深坎，足足三层楼高。坎下面是生产队的菜地。没路了，我闭上眼睛往下一纵，“啵”的一响，双手拄穿了一棵比篮球还大的莲花白。

这次也是我唯一一次做贼的收获是：《红梅赞》《娃哈哈》《贵妃醉酒》等等总共九张唱片，全部七十八转。最值得提的一张就是：《英雄波兰舞曲》。

我想不通从那么高的地方跳下居然屁事没有，直到后来看到徐迟说栾杰菊的报告文学《扬眉剑出鞘》才切身明白了里面的一句话：“心理的高度集中，会带来生理上的奇迹”。

这些年的浪迹四方，家搬了好几回，东西也扔了不少，但这些我差不多丢了命换来的唱片到如今仍摆在我的片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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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啦，吹个闲牛皮
老否的两大臭毛病，一是前回说的见到漂亮女人硬是要没话找话的来事,上街就专以看十八姑娘一朵花为乐；二是晓得一点点阿猫阿狗鸡毛蒜皮就尾大不掉啦，非要哇啦哇啦嚷出来不舒服。昨晚在毛诗那边一个不留神扯到J10，咱就把这仍是雾里看花的东西抖它一抖，完了再转回去接着说咱的毛诗：

J10的研发始于八十年代初，以用来对抗苏联的米格和苏霍伊的第四代战机为设计目标。

当时咱和美国佬正在渡蜜月呢，会唱朱逢博的《红杉树》的朋友应该还记得。于是就有了“和平典范”计划。这个“和平典范”就有名堂啦，后来大家都晓得的就有两样：一是鬼子帮咱更换一批250架（一说400架）J8的航电和动力系统；二是以少于它那些欧非兄弟出的银两价钱卖咱40架“黑鹰”；三嘛，晓得的朋友就不多啦：就是这J10。

后来“和平典范”由于一帮娃儿被几坨坏酒药煽呼着上大街嚷这嚷那的泡了汤，咱从前搞那大炸弹的尴尬戏在这J10身上又演了一回，这回救场的既不是钱学森也不是邓稼先，谁？咱见天支持的那帮巴勒斯坦朋友的死对头：以色列。这些犹太人的脑筋那是没得说，基督教先摆一边不说它，光原子弹和共产主义这两样恐怕就会影响到太阳系的寿命。眼瞅美国佬和咱黑了脸，犹太人就藏着掖着的把他的“幼狮”整到咱这来啦。

要说这世界还真不太平，那边为了争老宅抢石油放枪放炮的还没消停呢，咱西边俩邻居印度和巴基斯坦又为这克什米尔闹得个皮破血淌满脸花，咱帮谁这还不明摆着：你龟子把咱家不听话到处乱跑还见人就说要分家过日子的那家伙当个天神一样的供着；还有那鬼画符的麦克马洪线咱还和你没清爽呢。这样子一搞，巴基斯坦小兄弟的这人情就承大了，冒着被扇耳光的危险，选它个月黑风高的晚上悄没响动的就把美国老哥给的F16开了一架过来。后来让老哥发觉，还真断了这小兄弟几天的救济粮呢。

现在的J10大白话说就一幼狮和F16的杂交种。杂交种难听但好使着那：骡子好不好？袁隆平的水稻好不好？这东西可是怪蛇3霹雳8老毛子的R77逮谁挂谁不挑食；飞行员眼睛看哪打哪不用瞄；从江苏安徽一趟子撩到南沙来回不喂料那。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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糗事一箩筐
一九九九年，老否在单位的设备科，天天都有拎包提箱的人来推销东西，什么输液器消毒缸，儿科用的纸尿裤妇科用的鸭子嘴全都有。这早没事，老否翻出陈浩才的《音响技术》看的正带劲，一会儿觉得后脖子热哄哄的：“啊嚯！我师傅也爱这个？”，我扭转身子，一西装革履正凑过来看呢，那眼镜比啤酒瓶底还厚：一看就有学问。
“喜欢喜欢”，我不敢怠慢，站起身来指着旁边的椅子：“您坐”。西装革履坐了下来：“不容易，这样的小地方，咳咳，不容易啊”，说着他眼睛一亮：“你的功放是......？”我合上书：“哦，电子管的，是......”“天呀，我师傅你还用电子管？我现在是晶体管的都不要，只玩集成电路的！”

前年昆明下来了个老师在我们这的少年宫开堂授徒，老否抹下脸来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的和一班娃儿赶去求教，老师先谆谆的讲了通如何如何才能把筝学好学精的教导，又问大家300元的学费带来没有，得到多数肯定的回答后，老师从容坐定，气定神闲大袖飘飘的示范了一段“真情象草原广阔，冷冷冰雪不能淹没......"的古筝名曲。

还是昆明，早几年音响堆里有个名头极响的重量极人物，咱土话叫“把子”。现在的时髦话就是“腕”啦。就象《小兵张嘎》里区队长说的：“挑机配箱那是家常饭，听音较声那是喝凉水”，总之一句话：找他的人海去啦。老否经朋友介绍谨而慎之敬而重之的前去拜山，“把子”府上有三张碟：邓丽君，砸玻璃，还有一张记不住喽。

咱这里有家音响店，老板不错，店里除卖器材外，还有几架子的音响音乐书籍杂志随人翻看。到他那光听不买也没事，时不时他也能侃侃霍洛维兹的恋童僻舒伯特的梅毒什么的。一来二去和他做了朋友，那天和他海阔天高的正聊呢，进来俩灰色大盖帽，朋友赶紧把我晾一旁，又是递烟又是倒茶，“老板发财啊”，大盖帽呷了口茶：“走累了，来你这坐坐，放个古典来听听”。“好好，两位坐好，我这就放，就放”，朋友赶紧塞了片贝九开了机。一分钟不到大盖帽嚷起来了：“换片子换片子，象哀乐。”朋友换了张《五号匈牙利舞》说：“这个要不要得？勃拉姆斯的？” “好，勃拉姆斯好，去年我去广州见过他。”一大盖帽边吐茶渣边说。旁边这位大盖帽“噗”的一声笑了起来：“去年你去广州见过他？乱说了不是？勃拉姆斯死掉七八年了！”


老否不光说别人，自己也有糗大了的时候：

一：
那次和哥几个说北欧音乐，谈到格里格的《培尔.金特》，老否就脸不红心不跳的“索尔末格”过一回。

二：
另一次，吃过晚饭散步谈音乐，一家伙问老否：“那个神经失常跳河自杀的是.....”老否心想：哼，这都不懂！于是张口就答：“柴可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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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战的故事找不到了

gengbang

哈哈似懂非懂？？！！

否极泰不来

蚊子真是有心人，费力劳神的，真谢了，谢了。我原来也打算把它们拢一拢，说越战的我还有底稿，整理一下我补上。先把“糗事一箩筐”的续帖放上来。

糗事又一筐：

一：

这台事情最近，上月的。

老否住那大院里局长的千金钢琴二级过关，摆谢师酒吃饭，我做陪。

老师说普通话，在师范教音乐，三十左右小少妇，一副小巧玲珑的可人样。老否有一丑毛病，见到漂亮女人就从欧莱雅时装的色彩风格到慈禧美容的丝瓜水配方硬是要没话找话的来事。但对这种知识女性讨好卖乖插科打诨那是一概不灵统统没用。

老否聪明着那，不去撩拨她以免触霉头下不了二楼，咱先用那千金做药引子：“莎莎的琴弹的是越来越好了，那段《彝族舞曲》老实好听！以后可不能忘了谁教的你呦。”“这孩子很有天份，又肯用功。”老师答。

嘿嘿，咬钩了，老否顺杆就爬：“名师高徒阿，名师高徒阿”。所谓千穿万穿马屁不穿，老师马上把跟前的碗推开：“听莎莎说你也懂音乐？”说完又往老否这边挪了挪。“喜欢，懂是说不上了。”“莎莎现在刚入门，下学期准备给她上Czerny。”

妈的，这回碰到马王爷啦。老否心里开始发怵，只好顾左右而言他的大声一嚷：“莎莎，好好听着了！”脸却向其他几人望去。老师何等人也，马上明白了老否这动作的意思：一桌子的人都在等她讲课呢。

老师高兴了，一股清音从她那红红的小嘴里流了出来：“我也讲不好的，这样吧，Clayderman，Richard .Clayderman。当代最伟大的钢琴家，他的《水边的阿狄丽娜》大家知道吗？”“咳咳！”老否一下被刚进口中的茶水呛了：“晓得一点，那从前的肖邦呢？”“肖......”老师反应极快，粲然一笑：“哦，你说的是Chopin啊，他的东西是只适合在Salon里弹的，Salon，一般译为沙龙”。

老否这下开始放肆了，又穷追不舍道：“那他的那些练习曲呢，老师您给指导指导？”“还算可以吧，缺点是太肤浅了，不如Czerny的深刻。对了，听莎莎说你家里唱片很多的。是原装进口的吧？”“有几张，可能没有老师您的好。”“你别谦虚了，原装进口的质量很好的，就是太贵了，下了三十块根本买不到的。”



二：

前年咱这的文工团可是大大露了一回脸：进京参赛的舞蹈《敲响铜鼓》获奖啦。一班人凯旋而归时跟那年孙文她们从美国回来一样。这晚在民族剧场搞汇报演出，团里做舞美的黄老炮送了几张票，老否那是拖家带口倾巢而出。

铜鼓舞实在是好，国家级的评委就是不一样。

接下来是唱《拉网小调》。台上那后生先把话筒往心口楞劲一戳，看样子特痛苦特深沉，跟上脑后的马尾辫潇洒的一甩那是一脸阳光普照：“哎呀~！索兰，索兰。我买你起来躲起，阿拉摸你骑胯吧......,呀索兰，索兰。阿拉跺回脚，跺回脚。”。台下掌声啪啪一片。

“赛赛！赛赛啦！勒边的掌声听不见啦！”
“啪啪啪啪......”。
“接下来偶再为大家献上一首加辣大的民歌，叫做偶的太阳的啦！”
“啪啪啪啪.....”

“这是从老广那边跳槽来的吧？”我问黄老炮。“啧啧啧！”身边一胖嫂眼睛放光的看着台上答腔说：“瞧真着阿，盐巴仓库的老朱家那二小子”。

否极泰不来

南线故事

先交第一篇作业。
先做个说明，我给你唠的这些磕子除自己亲历的外其真伪待你全部看完后自辩。

从哪里说起呢？考虑了几天，因这台事情与另一小国柬埔寨有关系，就先说它了。当时我们惩戒越南的一个理由是它入侵柬埔寨（另一个理由是它驱赶在越华侨，这以后还要说到）。为了维护地区和平所以照邓主席当时在美国时说的话是：“小弟弟不听话，该打打屁股了”（这话很值得玩味）。可越南为什么入侵柬埔寨？原因有三：一，它和斯大林认为应当对世界共运“负起责来”一样抱有同样的心态---应当对印支共运“负起责来”（毛决定出兵朝鲜时也有这因素而非单纯的因“美国鬼子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二，当时波尔布特领导的红色高棉建立的民主柬埔寨政权屠杀在柬越侨（民主柬埔寨政权随即被十几万越南大军和自己倒戈的军队弄翻了）。这里插上一句：海牙法庭计划将在明年缺席审判波尔布特；三，越南对中国老大哥在未向自己通报就和柬合修了一条沿柬越边界对其极具军事威胁的公路一直有如骨鲠在喉（那时可是“越南中国山连山，水连水，共临东海我们友谊像朝阳”的年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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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作业：

本来打算继第一篇说说惩越的第二个理由，昨晚我单位的一个女医生去世了，多年轻的人，还不到三十岁。把这段先提上来吧。

事一（引用另一朋友记述的）：

刘亚玲是驻文山六十七医院（今年已改为文山州医院二院，闹非典那阵辟为传染病防治医院）的护士。

一九八七年夏天，她和参战某师医院医生赵慧， 在那拉口营指救护所的猫耳洞里，生活了四十个昼夜）：

“我们是六月八号一早上去的，走了一个多小时，感觉象十来分钟，等过了百米生死线，军工才告诉我们，说讲早了怕你们害怕。到了营指一看，给我俩住的洞还挺大，两个人能躺下，能坐起来，比想象的好多了。

前边兵对女的跟随象看猴子似的，我们快到时，老远就见探出头来指手划脚地说来了来了，有的干脆站在路边盯着看，等我们一过去就赶紧往前打电话。

刚上去的第一个星期连着下雨，凉快，穿得住衣服，第八天一下子四十三度，他们还不好意思，我说，你们别活受罪了，穿裤头就行了。有个卫生员腿上的汗毛特别长，总穿秋裤，我说你干嘛呀，学医的还怕这怕那？他们专门给我们修了个厕所，修它就排了七颗雷。”

刘亚玲它们上去是想了解皮肤病的情况，一到那就一个连一个连地打电话问前边，一听她们的声音，非让唱歌。

赵慧在人前没唱过歌，一想前边战士那么艰苦单调，再说是电话里，就唱呗。前边有时候一天来六七次电话，让你唱歌，找你聊天，赵慧说你们白天睡觉，一唱影响休息，他们说你不唱我们就不睡，只好唱。

回来以后，前边的人还老往医院给她们打电话，说赵医生你们干嘛走了啊，你一走我们这儿更没意思了。

女作家成星有一次悄悄跑进那拉。她刚到营指阵地上，一个炊事员见是生人以为是特工，抓起手雷就追了过来。刚要盘问，却见教导员和她搭上了话，原来是自己人，这位伙头军扭身走了。她听见他边走边说：妈的这仗怎么打到这份上了，男人们都死光了咋地，都让她们上了。

一位猫耳洞人说，脱得光光的在猫耳洞里、在阵地上，真舒服，那可是从心眼里冒出来的舒服，这个时候才最能体现战争是咱男人的事业。

狙击步枪的瞄准镜稳稳地套住了一个目标，食指扣住了扳机，虎口在均匀加力，等待一个最佳时机。排长在旁催促，快打呀，快点儿，今天怎么啦，再不打目标跑了。

向小平，这位后来被中央军委授予战斗英雄荣誉称号的老山第一杀手，抬起头低声道：排长，是个女兵。排长摘下瞄准镜一看，算了吧，今天不打了。

不知什么原因，也不知自何时起，不打女兵成了一条约定俗成的规定。女敌人不是敌人——白马非马的逻辑？好男不和女斗——古训？保护妇女和儿童——人类良知？

几年来老山战场上据说大概只有过两次犯规。一次是当初收复老山时，四个女越军在一个洞里顽抗拒降，最后被火焰喷射器给呼了。

再一次就是炮兵一个齐射把对方六个在水塘里洗澡的女兵炸飞了。后一次引起人们议论纷纷。猫耳洞人说，打女兵太不应该，炸得裙子和大腿都挂到了树上，吓得人家再也不敢到那洗澡了。

这也是侧重点的不同，在炮兵眼里，女人也是敌人；在猫耳洞人眼里，敌人也是女人。好在并非只有一个可以洗澡的水塘，越军女兵照常洗澡。到了水塘，女兵居然向我方的炮观挥挥毛巾招招手，她们当然清楚自己在40倍望远镜的位置和纤毫毕现的程度。

否极泰不来

事二

在麻栗坡船头有条河，名叫畴阳河。河的这边是我们的天保农场，以种植橡胶为业。对岸就是越南。

现在每天都有过来做生意的越南人（常住在这边的大概有百多人），以女人居多，没事高兴时她们也会唱《甜蜜蜜》，唱《月亮走我也走》。每当看到她们俩脚叉着橡胶遢邋鞋肩扛三箱（48瓶）啤酒来往穿梭的情景总会使我这“爷们”感到眼睛里湿乎乎的（下回还要说到哥几个到越南嫖妓的经历）。

打仗那年，抓到了它们的一个女兵送到连指（就在麻栗坡县城附近），在她身上搜出了一把五四手枪，一包糯米饭团和一瓶云南白药。

看这些东西就知道是个特工。因为咬人就把她绑到一棵树下。问她什么也不说。一天下来不吃不喝。近四十度的气温，天热，她一头乌发脸粘成了一块块的耷拉着。

到傍晚，看守的几个战士正合计着怎么让她吃些东西，甚至出了实在不行就掰开嘴望里塞稀饭的主意。这边正商量着呢，电话来催了：“说了没，再不行就（以下隐去四字）！”

放下话筒，电话机被接话的战士捣了个稀烂。第二天回话说，是个疯子，押到边境让她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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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作业：
折回头说说我们惩戒越南的第二理由：驱赶在越华侨。

这事报纸杂志电影电视的大家也听到看到不少了，咱没那大本事，所谓人微言轻，还是说说凡人小事吧。

儿时我家邻居就是越侨，隔三岔五的往那边跑，每次都杂七杂八的带些东西回来，我印象深的有两样，椰子糖和小画书（感情他们也有这个）。那时觉得新鲜，因为居然认出了糖上面有中国字，小画书也一样除了弯畸股扭的越南字以外下面也还有咱中国字，那可不是他们象现在学习我们搞改革开放的年代呦。

上面说到的船头镇，从我记事起就有越南人过来做生意（当然我们也过去），以物易物和货币交换都有，读小学时和父亲去那写生（后来在新华书店卖过的那幅《同饮一江水》就是他回来后画的，好象是一角八一张），走时用两分钱就买了差不多60斤重两整串香蕉。那时我当然不知道中国钱和越南钱的比价，只知道学校门口老大妈的炒蚕豆一分钱可以买一小竹筒（我数过有三十颗上下）。

我们县城的电影队每星期在广场放两场露天电影（真怀念呀），到越南放一次，每次过去就热闹了。那边也放，放他们的《森林之火》，《啊福》，还放苏联的《蓝色信号弹》。每次去都是咱这摊人多，他们会操着蹩脚的中国话向电影队的人说：“好瞧多多啦。”

发生驱赶华侨的事以后，被驱赶回来的华侨分别被安置在我们这的健康，铳卡（种“三七”的）和平远（原来买卖白粉很多的）三个农场。他们几乎都有手表，单车。我和同学到一家玩，看了那个羡慕，比我们差不多矮一头的一娃儿向我们乜着眼：“摩托还有，带不回来的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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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作业：

都说战争“让女人走开”，一旦战争它真来了，能走得开吗？

一九八四年那阵我蹲机关，天保农场已举场后迁。留守的同学打电话来：“闷不闷呀你，下来，哥几个踩线玩去！”踩线就是沿边界查巡。

走就走。向单位扯了个谎一趟子溜到农场，三斤黄狗肉锅见干，四瓶木薯酒底朝天后挨到天麻黑，六个人每位一条半自动拎着“踩线玩”去了。

“农正美整哪样不来？今天她的班。”不知哪个冒出一句，组长周永说“算了，这两天她心不顺。”没走出场部，农正美来了，周永头一摆，她就夹到了六人中间。这是规矩，凡有女的当班都走在中间位置。

到了河边，天也黑定了。正走着，我突然感觉脚下软糊糊的：“妈的背时，踩牛屎了”，我刚想提起腿来摔，周永一下扑到摁住我：“找死呢你”！我象木桩一样不敢动了。周永腾出手来，从腰间扯出匕首，在我的鞋底慢慢扒拉，一个死绿死绿的“口杯”被他用姆指和食指压着提了出来：松发雷。事后周永说，当时我的脸白得象那晚的月亮。

随着刚才起雷弄出的响动，对面几点红光一闪，周围的树叶树枝劈吧乱掉下来，几人慌乱的趴在地上，还是周永老道：“不要乱来，他们看不见的，往后爬回去。”

几个就这样望后爬着，稍有响动，一阵爆豆似的声音就会从对岸传过来，跟着还是树叶树枝劈吧乱掉。突然一声女人的尖叫混入了爆豆中：“长虫！长虫！”----是农正美，她碰到蛇了！站起来扑爬跟头的往前跑。也就在这时，对岸的爆豆声停了！

七个人一个不少回来了。还是让农正美夹到六人中间，刚进场部，又一阵象把空气撕裂的声音传了过来，农正美倒了！

子弹是从侧后方来的，从肩部顺着乳房直到腹部，共五颗。

在麻栗坡烈士陵园里，她是唯一的女人。

事隔好久，我突然想到一事，问周永：“那天你说农正美心不顺是.....”，周永：XXX（X副厂长的儿子）一直在尾着她，她不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