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普蕾传(16)
克里斯托弗．纽朋曾经为英国BBC电视公司拍摄了几次杜普蕾的影片，如她演奏布拉姆斯的大提琴奏鸣曲和三重奏，布鲁赫的《晚祷》和布劳克的《所罗门》，但可惜没有任何一部影片留存下来，全数被BBC公司莫名奇妙的销毁了，只有1967年秋天所拍摄的65分钟影片《贾桂琳．杜普蕾》被存留下来。
纽朋说，电影制作人如果想完成一部好的纪录片，除了要喜欢片子的主题外，还要对它有深切的认识，《贾桂琳．杜普蕾》这部影片可说两者兼备。打从1962年首次听到杜普蕾在芬顿屋的独奏会广播后，他就成了她的忠实听众。不久之后，纽朋因为室友约翰．威廉士为她在EMI公司早期的录音里担任伴奏工作，便趁机认识了她。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说：「这个女孩蹦蹦跳跳地进了我们的屋里，你可别看她像是一个害羞的英国女孩，她的一举一动及神情均散发出自信心。这真是个难得一见的奇葩。」当她加入了「巴伦波因党」之后，纽朋对她认识就更深了，因为他自己也是这个党的一份子。他认为她是全球最具才华的大提琴家，杜普蕾与和他及摄影师建立了良好的友谊，因此当她面对着镜头演奏的时候，她就把摄影机看作情人。
纽朋在拍摄巴伦波因和阿胥肯纳吉专辑时，曾用了平易近人的手法，结果大获成功。现在他又如法炮制，拍摄了杜普蕾乘飞机、坐火车及与巴伦波因的生活实况，且运用照片将杜普蕾从婴儿、童年到成年时的面貌呈现出来，同时穿插了她父母和巴毕罗里简短的谈话。她的先生赞美她说：「她不像其它女性音乐家，为了事业而工作得比男性更艰辛，她一心一意想做个快乐的人。」他还说：「虽然在音乐上我们有类似的感受性，但这与我们结婚毫无关联。两人相爱，所以他们会演奏得好，这种说法听起来非常浪漫，然而，我知道很多人实际上并不相爱，但演奏得非常好，另外，有些人虽然彼此相爱，却演奏得不好。」他这番逻辑听起来不无道理，却忽视了一项事实，正如杜普蕾所说，音乐既是「贯穿她俩婚姻的骨干」，也是将俩人契合在一起的水泥。这些都是这部影片核心的开场白，于此，在巴伦波因指挥新爱乐管弦乐团之下，杜普蕾面对着现场观众演奏着艾尔加的《大提琴协奏曲》。
杜普蕾喜欢演奏艾尔加的《大提琴协奏曲》；她喜欢这首曲子那既深且宽的声音，因为这样能让她有所表现。她说她当初会奏这首曲子，只是因为「它适合在音乐会里演奏，我不知道它为什么会这么受欢迎，也许是因为我是一个英国女孩子，而演奏的又是英国作曲家的作品吧！」这部影片道出了令人心服的解释，闪烁着杜普蕾、大提琴、巴伦波因、音乐和摄影机间的爱的火花，而且无论就视觉或听觉上，皆流露着纯洁及如黄金般的光芒。
杜普蕾沉静时并不美，不过，她只要一拉琴，就显得神采奕奕，精神焕发。虽然这是黑白片，但杜普蕾的脸庞还是散发出音乐里五彩缤纷的情感。她演奏艾尔加音乐时，有如在没有网子保护下的钢索上凭着直觉跳舞，心灵的跃动似乎已和艾尔加调和一致。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心无旁骛地倾听着内心的声音，随着心灵所见到的景象而放松身体，做出点头、摇头及晃脑等动作。有时她也会甩甩头发，挥挥琴弓。她已和大提琴、音乐合为而一。
音乐是一种语言及密码，但其本质并不在于乐谱，就算作曲家本身演奏自己的音乐，也会和谱子上所标示者有所差别。在不违背音乐的本质之下，演奏家必须作出无数的抉择，如强音的大小、快板的速度、延长符号的长短、音符间微妙的差异等等。早几个世纪以前，比较不拘于速度、动态等的指示，艾尔加的记谱法相当的明确，却仍然留下极多音色与时间调配问题。
大提琴家格雷戈尔．皮亚第戈斯基称颤音为灵魂之窗，其速度与音质造就了音色。杜普蕾的颤音控制非常完美，其技巧娴熟无瑕，圆滑奏流畅得有如大提琴只有一根弦般。她演奏起那独特且看起来不可能的指法时，显得轻松而自在，大概出生时就手握指板。实际上整个大提琴就像是她身体的一部份，常随着音乐的变化而有各式各样的反应动作。她的音色丰润响亮，不论从最强到最弱音，都在其优美的缓慢与紧黏运弓下表现出来。
她对丈夫的微笑往往能把石头都熔化。巴伦波因的音乐艺术根基在于德国的传统，一直到他听了杜普蕾演奏艾尔加《大提琴协奏曲》之前，他压根儿不知道艾尔加，但他很快就受她影响而喜欢上艾尔加。影片里有人问他说替杜普蕾伴奏到底难不难，他说：「难啰！从某方面来说，她的演奏浑然天成，以致于她不知道我们很难跟得上她，同时不了解我们的困难何在。不过也正由于这个缘故，而使得音乐更具趣味性与冒险性。她演奏时而挥洒自如，随她的兴之所致，而决定了节奏的快慢，但这些都是她发自内心的东西，无法刻意寻得。我敢说，她大概也不知道自己节奏的不定，但这对我们这些需要打拍子的人而言可就惨了。」
影片共拍摄了三个星期，一直到完成时仍然维持其热度。杜普蕾的演奏实在难以用言语形容，常让人惊叹，也叫人落泪。《每日电讯》的乐评人说《贾桂琳．杜普蕾》打动了人的心扉。他写道：「这部影片过于渲染杜普蕾和巴伦波因的的关系与音乐才情，似乎暗示着这他们无法白头偕老。世上有些事情总是不能持久，而纽朋或许已经尽力保存着他们最美好的一刻。」
纽朋这部影片捕捉住最璀灿的杜普蕾，当时正值她爱情事业两相得意的时候，而这部影片把焦点锁定在特定范围内，具体道出从她首次登台以来的种种神话。看过的人都会把她想象成一位优游于奥林帕斯的迷人仙女，由音乐界众位仙子簇拥着。这部影片看起来像是神话故事，而事实上，有些记者也真的就这么认为。从小报到《泰晤士报》都争相报导这部影片的消息，而杜普蕾的爱情故事和婚姻也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话题。他们乐此不疲地把他们比作舒曼和克拉拉，并猜测他们的孩子会是什么样的天才。六○年代晚期报纸和杂志上的故事，标题总是「她嫁给了音乐；音乐的婚姻；魅力十足的女大提琴家；女孩与世界上最著名的大提琴」，甚至《纽约时报》还这么写着「杜普蕾、巴伦波因和大提琴间的三角关系。」这些报纸杂志所写的尽是「音乐界的玉女与动人的大提琴，或是她那野性如小麦穗般的秀发，以及双眼热情、深黑头发的钢琴兼指挥家的丈夫」。这些媒体把她塑造成为一阵迷人的旋风，一场接着一场的音乐会后，听众忘情地鼓掌，不断地要求她一再出场谢幕；大家争先恐后上台献花，到后台索取签名；然后在庆祝演奏会成功的晚宴中，菁英云集，直似音乐殿堂中的文武百官，拥戴着巴伦波因作他们的亚瑟王。报纸上经常刊登杜普蕾春风满面地提着戴维朵夫大提琴及玩具熊坐飞机的照片。媒体上报导她在过去一年之内旅行了四万哩，赶赴音乐会跟多位不同的乐团及指挥合作，但只字未提到她愈来愈厌恶飞行。看了报纸上的报导，大家总会以为她已经无所缺了，却万万没想到这位玉女，居然也会像希腊神话中点石成金的麦得斯一样，也有得不到的东西。
金童和玉女总是由人所塑造出来的，大家期望玉女能用她们的光芒照亮自己的生命，以永远的笑容实现我们的梦想，且让玉女青春永驻。我们羡慕又嫉妒那些能超脱我们这些凡俗生命的人，而当心目中的玉女出现了一些凡人的迹象，例如她婚姻破裂或身体衰弱了，我们这才发现，她们竟也和我们一样是凡人，是一个会腐坏朽烂的血肉之躯。
用某种眼光来看杜普蕾，她和任何人一样的光采，这就是说她绝对是凡人，而且有时还是很痛苦。她的人生的确充满了乐趣，而且早期婚姻也真如田园风光一般的明亮，但人生中总也会有阴暗的一面。一般人若是碰到这种阴暗时，总是理所当然的接受；可是玉女们总被认为应该永远生活在阳光之中。凡是认识杜普蕾的人，即使是泛泛之交，也会对她那无处不在的笑容留下深刻印象。她的丈夫叫她作「笑人儿」，因为他说从未看过别个人笑得像她这么厉害的；只有白痴才会无时无刻不笑，当然杜普蕾笑起来一点都不白痴。早年她还住在Purley的时候，她就发现母亲教她用笑来隐藏受挫的痛苦及掩饰内心的不快，但这是她无法接受的。她天生就有灿烂的笑容，而这种笑容可说发乎内心。不过，在她的整个生命里，每当有需要的时候，笑也是一种既方便又看不透的面具。
结婚以前，巴伦波因就已经开始为他们日后的演奏行程预作安排，希望以后两人可以相伴相随，形影不离。以往他们在世界各地尚未履行的演奏合约必须依约履行，但只要一有机会，他们就会在一起演奏，且从蜜月的时候就开始夫唱妇随。鲁宾斯坦夫人回忆起他们在马尔贝拉的十天时说：「每天晚上都一起演奏。杜普蕾每晚都全身投入，直到精疲力竭为止。然后她会去游泳（我们有一个大游泳池，她喜欢游泳），晚上天气相当暖和。她游完泳之后，她再洗个热水澡，消除疲劳。她上床之后，巴伦波因和我先生继续弹琴。她拉琴的时候，一点体力都不保留。她真的全身上下都充满音乐。」
离开马尔贝拉之后，他们到了伦敦；然后马不停蹄就飞往北美，赶赴纽约、克利夫兰及多伦多，与祖宾．梅塔及以色列爱乐合作演出三地匆促安排的音乐会，这一次的演出仿似他们在以色列的「胜利音乐会」。9月23日，杜普蕾在维也纳的Msikvereinsgebaude厅与苏格兰国家管弦乐团合作演出舒曼的《大提琴协奏曲》，维也纳的《Kurier》报说这场演奏是一场「迷人的演奏会」。两天之后，她在皇家节日厅演奏了布拉姆斯的《双提琴协奏曲》。《每日快讯》的艾伦．布莱斯写道：「贾桂琳．杜普蕾的演奏较拉小提琴的休．马圭尔更有感情。」
于此同时，巴伦波因在英国各地完成了一次成功的巡回演奏。过去，因为他是外国人，英国内政部不许他在英国一年举行超过20场的音乐会。现在，他娶了一位英国籍的太太，演奏不受限制，全凭他喜好了。除了演出以外，他开始一连串非常吃重的录音工作，单单是那一年他就要录制贝多芬和莫扎特的钢琴奏鸣曲；贝多芬、莫扎特、布拉姆斯和巴尔托克的钢琴协奏曲，并且指挥海顿、莫扎特和包凯利尼的木管和弦乐协奏曲，莫扎特的交响曲，华格纳及荀白克的管弦乐作品，布拉姆斯的单簧管和大提琴奏鸣曲，其中最后一曲和杜普蕾合奏。
十月四日，杜普蕾在皇家节日厅演奏了艾尔加的《大提琴协奏曲》，由诺曼．德尔．马尔担任指挥。21日，在伊莉莎白女王厅，在巴伦波因指挥英国室内乐团伴奏下，演奏了舒曼的《大提琴协奏曲》。11月，她在慕尼黑演奏了艾尔加《大提琴协奏曲》；12月13日她回到了伦敦，在巴毕罗里指挥下，与伦敦交响乐团在节日厅演出海顿的《D大调大提琴协奏曲》。一周之后，她和巴伦波因同赴以色列，除与他的父母一起渡假外，同时也工作。12月23日到翌年1月4日之间，他们在特拉维夫、耶路撒冷和海法演出，杜普蕾一共演奏了11次海顿的《C大调大提琴协奏曲》，由巴伦波因指挥以色列爱乐担任伴奏。在特拉维夫的曼恩厅，杜普蕾与巴伦波因演奏了贝多芬和布拉姆斯的《大提琴奏鸣曲》，结束了她这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年。
杜普蕾传(17)
1968年，在一篇名为《新星》的文章里，杜普蕾接受作家Maureen Cleave访问时，谈到她对大自然那一份长久不逾的爱。她说：「像自负的英国女子一样，我喜欢散步，喜欢下雨，而这些正是巴伦波因所无法忍受的。在太阳底下待太久，实在是无聊。我喜欢这地球上能让你感到无聊的一切事物，我也渴望着去接触这个世上无穷的事物。当我演奏得顺畅的时候，心里就觉得好象进入一个非常美丽的世界。」不过，无论她多么喜欢或渴望走出室外，却不得不继续生活于那没有人性的环境中，例如飞机、出租车、餐馆、旅馆房间、排练厅和音乐厅等等。
她与巴伦波因新婚之期的欢悦之情一直维持了好几年。1968年，她因为到美国、加拿大、意大利、德国、奥地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地做国际性巡回演出，曾在旅馆单独睡了三天。她说：「有时巴伦波因可能在美国某一地，我在另一地，但最起码我们在同一个国家，可以彼此连络。这非常的重要，否则，我们之间就断了线，没有机会知道对方的情况，也不可能建立共同的生活。」
她经常不是独自一人，就是和陌生人一起。她还是那么害羞、不自在，以致于她不想到楼下的餐厅，而情愿留在房间里用膳。当没有演出、练习或排练的时候，她还有握不完的手，会不完的人，如经纪人代表、音乐会的主办人、乐团的经理、朋友的朋友以及不知名的仰慕者。她很喜欢和这些同台演出的音乐交朋友，但演奏会接踵而来的社交活动，却使她疲于奔命。她既擅长于与人寒喧，亦没有兴趣和人周旋。
旅行对从事音乐工作的人来说，可说是一项折磨，因为每一天、每一间旅馆、每一个城市，甚至每一个国家都有许多雷同的地方；很容易使人厌倦。表演要耗费大量的精力，而长时间飞行所导致的生理失调与疲劳也让人难以忍受。戴着「戴维朵夫」琴同行是负担，也是喜悦，因为它对温度、空气调节、湿度及音乐厅中的音响条件都非常敏感。这把大提琴比小提琴要脆弱得多，绝不能与电热器、热水器、热水管等放在一起，亦不能暴露在极冷和极热之中。它常需要专家们精密的调校，琴桥也需要精确的校定，琴弦和指板之间的距离恰当。琴轸太紧要润滑；太松了，又需要调紧。如果接缝开了、琴身出现裂缝、衬里松了，或是琴弦松了，都会导致琴发出刺耳的声音。
在伦敦，她的生活依然忙碌不堪，排练、音乐会、上电视、广播、录音、访问和练习总是排得满满的，让她气都喘不过来。午饭当晚饭吃是稀松平常的事。虽然她练习的时间非常少，而她也说过练习得太多会影响自发性、她讨厌练习，但也是会抽空练习。杜普蕾说：「拥有个人的时间非常重要的。上台演奏时固然愉快，但那毕竟只是音乐生活的一部份而已……，没有人愿意花钱去听死的音乐！」每当要练习新作品时，她会先用直觉去领悟整部作品，然后才小节一小节的看。「之后我就会脚踏实地，更谨慎小心去看它。当然，你也可以说，我把它拆乱之后，再重新组合起来。」
巴伦波因觉得自己有必要练习得比杜普蕾更少，不过，离开钢琴以后，他不停地在指挥上研读、背诵及吸收新的作品。这个方法合乎逻辑性与分析性，且观点明晰，具说服力。1968年，他已经是英国音乐界的响当当的人物了，有人对他既妒又恨，因此讽称他作「音乐先生」。他指挥和演奏时间各半。当他要弹钢琴兼指挥时通常都是和英国室内管弦乐团合作，他与这个乐团的关系一直非常的亲密。除了独奏与指挥外，他的伴奏也极富盛名，特别是为珍娜．蓓克和费雪迪斯考两位的伴奏，更是为人所称道。这一年他将进行的录音包括了贝多芬的奏鸣曲、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集、莫扎特后期交响曲（与英国室内管弦乐团），此外也将和杜普蕾合作的贝多芬和布拉姆斯大提琴奏鸣曲。
巴伦波因的记忆力惊人，能够记住他和杜普蕾三年的演奏行程细节，举凡乐迷的来函、作曲家希望两人演奏他们作品的信件、旅行的合约、录音公司、经纪人、律师、会计师等等事宜，都由他负责全权处理。他常用电话来讨论演奏及社交的计画，一谈就是几个小时。杜普蕾说：「巴伦波因擅长于安排自己的生活，现在他连我的一起做了。他喜欢一个人做决策，而我也乐得轻松。我连一个礼拜的事情都无法预作安排，而他却有着非常清晰的头脑。」至于音乐，她说并不是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部份，而是全部。
有一次，杜普蕾接受作家Patsy Kumm访问时说，因为事业成功得早，她和巴伦波的抱负大都已经实现。「现在，我们可以安下心来，安排我们的生活，好好享受人生。当然，对于工作我们总是求尽善尽美，不过至少我们已经有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我们希望能够安定下来，生儿育女，这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才对。」她又说：「整天旅行过生活的方式，我已经有点厌倦了，因为这样衣服常要洗烫。如果你跟我一样喜欢这些衣服，就知道那有多烦。」杜普蕾受了巴伦波因的影响而开始讲究衣着，他也喜欢买衣服给她。他说：「她非常喜欢衣服，几乎一整天都在想它们。早上醒来，她就会想要买衣服，且知道自己要买的衣服长什么样儿，也知道要去那一家店买。想着想着，就出去了。她购物的时候，如果突然想到还有别的东西要买，她就会一并购买。等到该买的都买了，她也饿了，她就赶着回家，大吃一顿，吃完了中饭再把买回来的衣服换上，然后开始练琴。」
他们在蒙塔古街的住所就像是一间没有服务生打扫的三级旅馆房间，不但简陋，而且零乱。架子、餐桌以及只要能放东西的平面，都堆满了成堆的乐谱、报纸、换洗衣物和乱七八糟的东西。杜普蕾兴致来时才会整理一下。虽然他们家可以请佣人整理，但她说她喜欢自己动手。她和巴伦波因都承继了父母们对中产阶级角色的定位，洗碗盘对巴伦波因来说简直不可能。她则无怨无悔想扮演传统的角色。她告诉朋友，说自己不但想做个好太太，还想做个好主妇与好母亲。当然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愿望。一个国际音知名的音乐家都需要老婆或佣人，杜普蕾既没有老婆，也没有佣人，更没有时间、精力或本事料家理家务。她也告诉朋友，说她想要孩子，要很多的孩子。杜普蕾以往给艾莉森．布朗的印象是一位从来不问家事的女孩子；现在，她居然会教她怎样炖肉，如何用又快又简单的方法做出一盘盘的美食来，怎不使得她刮目相看呢？她偶尔会下厨试作新菜，成绩好坏参半，不过他们大都还是去餐馆吃。巴伦波因以慷慨闻名，经常在音乐会之后请他那帮「巴伦波因党」到附近的意大利餐馆吃饭。举凡帕尔曼、祖宾．梅塔和他太太南茜、阿胥肯纳吉和祖克曼、克里斯托佛和戴安娜．纽朋等人，都是这一个党的核心人物。每一个人都有外号，巴伦波因的外号是「梨树」，杜普蕾当然是「笑人儿」了。
傅聪家的聚会和室内乐又恢复了。傅太太萨米拉．曼纽因现存的纪念物里，还有一张1967年拍的照片，照片里杜普蕾挽着巴伦波因跳舞。在一本相簿上，杜普蕾用她那只大手写着：「我应该要溜走了。」题字底下，是她的签名。她签的是「舒拉密．巴伦波因，姓杜普蕾─和她以前的未婚夫」，签名旁边还加了一幅怪里怪气的漫画。就在同一页上，巴伦波因也写了一行字：「我被人威胁，说我若不在这本相簿上写字，就再也不邀请我来。」
聚会不到凌晨两、三点钟是不会解散的。萨米拉记得巴伦波因的新陈代谢出奇的好，惊人旺盛，从来不知疲劳为何物。「他真是精力过人呀！但她可惨了。我们每次都告诉她『你累的时候就要说哟！』，但她从来都不说。我记得杜普蕾经常累得一个身子栽进出租车里去，要不就是熬到了凌晨三点，她才和巴伦波因一起回去。不过，她也实在很佩服巴伦波因，因为他同样体力透支，却居然什么事也没有。」
马德琳．汀克尔倒是为此挂心，她说：「杜普蕾年轻的时候，身体健康得像条牛一样，她的身材一直都没有变。后来，她愈来愈忙了，要她试衣服，那简直比登天还难哪！她环绕着地球跑，速度真是愈来愈快了。她每到一处，总是会丢三忘四的。从前我为她做过有折纹长十码的衬裙，她居然也把它给丢在旅馆里了，真是个冒失鬼。我拿她一点办法也没有。她承受的压力实在太大了。」
「她一句怨言也没有，不过你看得出来，她确实已疲惫之极。我看到她有这么多的演奏会要去，工作又过度，心里真是替她难过，于是便对她说：『杜普蕾！妳真的非有这么多的演奏会不可？能不能少去几个？能不能好好休息个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去跟你的经纪人谈谈好吗？」她听了我这么讲，就回我说：「可是马德琳 ，你根本就不了解！当你一到了这种水平（她并没有说『国际级的明星』），就一定会这么忙，根本就身不由己！经纪人替你这么安排了，你不去也不行的……」她虽然这么说，我可是不相信。她似乎已无法可想了；可是我看她这样儿，生活的步调愈来愈快，永远有履行不完的合约、松不开的枷锁，心里就为她难过得要命。她常常都累得要死。我还记得有一次，她躺在我的沙发上，转瞬间就睡得不省人事了。有时候我也会要她去洗个热水澡。有时她看来又很有精神。她喜演奏，喜欢她的观众。我有时想，这真像吸食毒品般，一旦上了瘾，就算想戒也戒不了。除非上了舞台，你是不可能完全活生起来。』
杜普蕾刚结婚那几年，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她与先生在一起，真是深得鱼水之欢。她告诉记者说：「我俩除了享受正常婚姻的快乐以外，音乐最能让我们交心的了。有时我们都上床了，突然有一人想起了音乐上的问题，就会缠着对方问说：『这样如何？』或『那样如何？』她终究还是得到了她渴望已久的爱情，而且，并不刻意避人耳目。他俩一起演奏的时候，她也会在众目睽睽之下，和巴伦波因眉来眼去的。有一次他们和英国室内管弦乐团搭机旅行，结果在飞机上他们调情调得太过火，以致于空中小姐不得不对他们提出警告。他们彼此快乐，再加上俩人不凡的天份和年轻，真不知羡煞多少了欧美和以色列的观众。连平日文章里不带丝毫感情的那些记者们，都受到了他们的感染，也不禁地煽情起来。《周末晚报》的罗杰．卡纳就这么写：「看他们演奏成功，再看俩人之间的和谐，你就不期然地会想到约瑟夫．康拉德所说的话：『我记得我的年少及永志不忘的感情。不管海枯或石烂，此情永远不渝。』」
他们两人经常笑口常开，「笑」无疑使两人在充满压力的生活中得到不少抒解。当杜普蕾模仿俄国腔调说话，常会惹得大家笑作一团。除此之外，她有时也会从门后面突然跳出来把人吓一跳，或在排练时拉拉《齐瓦哥医生》里的主旋律做暖身，而巴伦波因模仿克伦培勒（Otto Klemperer）、巴毕罗里及其它指挥时，真可说是唯妙唯肖，谐谑到家。有时，他也会恶作剧一番，跑到旅馆的走廊上，把叫来的早餐给换掉，偏巧有时换的却还不是什么好吃的东西；而杜普蕾呢？她太害羞，不敢像巴伦波因那样明目张胆乱来。不过，她喜欢看巴伦波因胡闹。她喜欢他那合群的个性，和他胸有成竹、好整以暇的态度。大多数音乐家在演奏会以前都会紧张得手足无措，巴伦波因从来不会。上台前，他更衣室里经常是高朋满座。
巴伦波因身材虽矮，却有八斗之才。他似乎有一种想法，认为的自我和他的自身一样是无法毁灭的。他的脾气很大，即使有人特别为他而安排了一个晚宴，他在席间也能一下就放下脸来嚷道「我饿死了，可以吃了吗？」永远都那么体贴有礼的杜普蕾，看到他对下人或侍者横眉竖目，心里就经常上下不安，不知如何是好。指挥乐团的时候，他倒不像某些指挥家动不动就骂人，这一点，他有过人的自制力。不过有时他会极为无礼、缺乏耐性，要不是同事们对他尊敬有加，情况一定不妙。
在古典音乐的名流圈子里，杜普蕾永远无心去占有一席之地。即使功成名就了，她还是依然故我，不改本色，在所见、所闻、及所接触的事物上，一直维持着孩童时的天真和好奇。她一碰到抽象的观念就一点办法也没有。当别人在一起讨论彼此拿智力较劲时，她就自觉自己缺乏正式教育，所以若不是腼腆避却一旁，便是一句话也不说，装出可爱但又傻气样子。巴伦波因喜欢与人讨论的题材可以说是无所不包。他能说六种语言，且对这六个国家的风土人情了如指掌。他与杜普蕾同样对音乐具有强烈的信念，但他这种信念着重于分析性，不像她那样跟着自己的直觉走。有时他会表现得极为自负（也许是一种手法），用以补偿年轻的外表。他相信这样可以使原本只注意他年轻外表的人，以严肃的态度看待他和他的工作。他会讲出这样的话来：「音乐的力量在于表达出永恒的感情，而不是短暂或主观的情绪。」她见他这么故作正经地讲，觉得实在肉麻，就隔着餐厅的桌子，把揉成的纸球朝他丢过去，用以嘲弄他。
1968年，巴伦波因的经纪人，同时也是布莱顿音乐节监督的伊恩．亨特，提议邀请亚力山大．郭尔（Alexander Goehr）为杜普蕾谱写一首曲子，让她在这个音乐节中作首演，并且由巴伦波因指挥新爱乐管弦乐团为她伴奏。在此之前，除了那些极负盛名的作曲家如威廉．华尔顿或布瑞顿外，她很少演奏演奏现代作曲家的作品，巴伦波因也极少指挥。大多数的现代音乐杜普蕾都不喜欢，原因是其包含有不协和音的声音，而且旋律不美。她说：「目前我所演奏的现代音乐，还仅止于巴尔托克的作品。」我目前与管弦乐团合奏的大提琴曲目中，听众经常要求她演奏只有艾尔加、舒曼、海顿、德弗札克、圣桑、包凯利尼等人的作品。只有听众较少要求的室内乐中，杜普蕾才有更多可供演奏的作品。巴伦波因对于现代的音乐可说是一窍不通，可是他对亨特的主意深感与趣，同意协助杜普蕾学习这新的作品，并担任指挥的工作。
郭尔写了一首《浪漫曲》，是一首长达有23分钟的崭新作品，可当作杜普蕾的展示曲。它由一个富于抒情性的单乐章所组成，开头有一段专为独奏者而写的长主题。郭尔了解杜普蕾所学过的古典曲目有限，也从未碰到像现代音乐这么复杂的拍子，于是便以歌剧咏叹调的手法，让她只要开了头，便可一路演奏到底，绝不会有迷路之虞。郭尔认为这是首相当阴郁的作品，对杜普蕾来说再适合她不过了。四月，在布莱顿 Dome举行的音乐节里，她首次演奏了它。十月，她又在节日厅再演奏了这首曲子。乐评对她都给予好评，对这首曲子则是褒贬参半。
郭尔接着又为巴伦波因写了一首难度较高的曲子，供他演奏及指挥。郭尔说，巴伦波因只用了一分钟就把这首曲子学会了。从此，他们俩人便发展出一种深厚的友谊。1968年到1970年间，郭尔和他当时的妻子安西儿在伦敦经常和巴伦波因夫妇聚会，即使他们偶而同时分别去波士顿、纽约、费城和洛杉矶旅行，也会在异地聚首。这种关系非比寻常，但还不到亲密的程度。郭尔说：「这种情况很复杂。我们几个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巴伦波因总是轴心的人物，你可不能没有他，他总是抢着付帐。我比较喜欢在家里跟他们相聚，不管是他们家或是我们家，因为这样比较不那么拘谨。就算不能在家里，我也喜欢和他们去些较偏僻的地方，那才像是过正常的生活。」郭尔比巴伦波因年长十岁，可是他说有时候觉得自己比巴伦波因还年轻20岁。他说：「巴伦波因九岁时就和福特万格勒同台演奏，所以他既是老人，也是年轻人。」
郭尔说：「你很难形容巴伦波因，也无法瞭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最惊讶于他家竟然没有什么书。可是他也不是不问世事的人，他既非未受教育，也非知识浅薄，我敢说他喜欢和我在一起，是因为他可以和我谈一些他跟祖克曼谈不起来的话。和祖克曼在一起，讲的总是他在那一个城市演奏啦，或什么大事情。他是个很好的伙伴，你跟他在一起，不管是谈正经的或轻松的的事，总是觉得很有意思。他人很机智，满脑子都是犹太人的笑话。听他讲这些笑话，一点都不会觉得无聊，而且笑话从不重复两遍。不过，跟他讲话很辛苦，因为他家里的电话老是响个不停。你必须一个劲儿的跟大西洋对岸的人抢他的注意力。除非到饭馆里去聊天，你永远不可能跟他讲得久的。」
「那一段期间，杜普蕾像是香草，而巴伦波因则是醋。她具备天真无邪的特质，从不低俗或尖锐严酷。巴伦波因则迷恋她这种特质迷得要死。虽然他有时会说些尖酸刻薄的话，但他也同时是世上最慷慨大方的人，而这种慷慨大方，不仅仅在于掏腰包请客而己。他以真诚对待祖宾．梅塔和祖克曼一家人。他会热心为他们谋求演奏的机会，并且去观赏他们的演奏会；别人成功了，他也丝毫不嫉妒人家的成就。我想世上也没有什么可以让他嫉妒的事情了。杜普蕾有英国人的厚道，言行举止总是非常谨慎，从不伤人。打从嫁给巴伦波因开始，她就对巴伦波因服服贴贴的。很显然地，家里面一切事情都由他作主，他就是他们家居生活的重心所在。她的角色就是扮演一个可人儿，周旋在以丈夫为中心的男人群之间。不过，她也真对他付出过，一直到她罹疾病为止。他在她的潜移默化下成长，认识他们的人都会说，结婚之后他变了，变得更温柔，更通情达理。他讲错了话，也会静下来自己反省，后悔自己伤了人。他骂人发火的时候，脸色会很难看，这时，她就会说话了。她会说：『丹尼尔，你不能用这种态度对人的！』他实在愈来愈好了，愈来愈会关心别人。这都是杜普蕾的功劳，有她在身边，他变得愈来愈有深度，也愈来愈快乐了。」
「她的病被诊断出来前两天，我在Finchley路上开车，正好看到她站在一座安全岛上，神情迷惘，似乎完全不知自己置身何处。我停车，让她上来。她脸上毫无表情，冷得像冰一样。我带她到汉普斯特我母亲那儿，给了她一杯茶。之后，我送她回家。在我的感觉里，自此之后，她就一直很可怜。我觉得很奇怪，她红的时候，受到全世界乐迷们疯狂拥戴，我怎么没有觉得她可怜呢？我想，我会觉得她很可怜，因为她过的生活并不能让她有多快乐。她当然也有快乐的时候，可是，大致讲来，我相信她在世上过得并不快乐，即使是在比佛利山的旅馆里，接受好莱坞式的款待，她仍然不觉得自在。唯一让她觉得自在的地方，是她在蒙吉塔街上的那栋地下室公寓。那栋公寓真是脏啊！完全没有清理！巴伦波因整天忙着用唱片来建立名声，家里也有一个裂了的四方形小唱机！他们都还年轻，刚结婚不久，仍然陷在新婚燕尔的欢爱之中。杜普蕾罹病以前，他们家里的气氛轻松自在。自她病发之后，这种气氛就不见了。她虽有极高的天份，却也让她受到了牵累。她活着受罪，活在一个虚假世界的活陷井中，所有真实的东西都已经被丢到拉圾筒里去了。」
「我记得她坐在纽约一家旅馆的房间里，极度疲累。她似乎已经是受够了，整天周旋在接连不断的宴会、演奏会，马不停蹄地穿梭于各大餐厅，忙着应酬，作公关。巴伦波因大部份的时间都在打电话，即使不讲电话，也坐在电话旁，守着大西洋彼岸打过来的越洋电话。那时她正要去演奏一场音乐会，腰部围着一件毛绒绒看起来恶心的背心。背心上面有洞，用来吸汗，免得她在演奏的时候，汗水沾湿了晚礼服。我见她穿这种衣服，心中怔了一下。一个人上台演奏以前，总是会盛装赴会的。可是她在盛装之下，却穿了一件自己熟悉的东西，藉以显示己是活生生的人，而不是大家睁着眼睛观赏的对象。」
不过，在旅馆的另一个房间里，郭尔太太发现杜普蕾临时做了一件东西来代替那件已经快烂掉了的背心，她说：「杜普蕾给我看她新做的演奏会晚礼服。这件晚礼服由金丝制成，上身紧贴，长裙、低胸。接着，她就拿出了一个她在哈洛斯买的漂亮而且精致的针线盒。她正在剪裁一件内衣，一件最实用的女性内衣。她把这内衣缝到那件紧身上衣里，以免她出汗时汗水渗了出来，弄湿了礼服。我们相视大笑。我们俩人那时都还年轻，也都带着孩子气，在旅馆的房间里，以为没人听到我们，便放心开怀大笑。」对杜普蕾来说，随着生活压力的逐渐加重，这种忘情大笑的机会已经愈来愈难能可贵了。她逐渐加重的疲劳，已经开始使得已往她藉以舒缓身心的演奏成为焦虑的来源。她虽然担心自己的健康，可是朋友们看到她依然红润的面色时，都说她是得了忧郁症。他们告诉她，而她也这么告诉自己，她的疲劳和厌倦是打从心底里发出来的。她仍然强行在脸上堆出笑容，想要忘掉疲倦，可是，这疲倦就像她企图尽量掩饰的汗水一样，虽然没人看得见，却是存在的。
杜 普 蕾 传 18
1968年7月3日，巴伦波因夫妇从欧洲巡演归国后36小时，又和英国室内管弦乐团及经理人员从Heathrow机场搭机远赴纽约。随后两个礼拜，他们在八个城市里举行九场音乐会；杜普蕾是此行的要角，虽然只演出六场海顿的《大提琴协奏曲》，然而每场排练和表演她都热心参与。她们以纽约作为基地，坐车到卡托纳、布鲁克维尔、纽约州、哥伦比亚、马里兰州演出，非要到零晨四点钟以后才回到曼哈顿的旅馆里。「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巴伦波因告诉一位作家罗杰．卡恩说：「除了排练，就是演奏。现在，我有35％的时间分配给钢琴，35％的时间分配给英国室内管弦乐团，剩下的时间才是指挥。」他说他已有四年没有放过假了，而原本四月份的假期，也在他带领伦敦交响乐团去美国演奏的时候给赔掉了。这是他第一次在纽约指挥乐团，他事前一个星期才收到通知。他说：「这种工作非常辛苦，可是我喜欢。」
7月11日，杜普蕾身着一袭高贵典雅的琥珀绿色晚礼服，在林肯中心演奏海顿的《D大调大提琴协奏曲》。罗杰．卡恩写道：「当她奏出装饰奏时，巴伦波因靠在指挥台扶手上，两脚交叉。那种姿势道出了他对娇妻的欣赏和骄傲。有时，杜普蕾演奏完一段技巧艰深的乐段之后，她会转过头来向他微笑。他颔首示意之后，乐团奏出了最强音，她就接着操弓拉出了最艰难的琶音，一头金发随着乐曲飘舞着，将乐曲带入最高潮。满场的观众不约而同地起身疯狂地鼓掌。」另一位乐评人则写道：「我想占有她。」
杜普蕾和英国室内管弦乐团在拉维尼亚、伊利诺州（这是她在美国中西部的首演）以及斯特拉特福、 安大略等地音乐节演奏。当乐团于7月15日飞返伦敦时，她和巴伦波因则连袂飞往洛杉矶，在那里她将与洛杉矶爱乐在好莱坞圆形剧场演奏圣桑的《大提琴协奏曲》。这场音乐会过后，《洛杉矶时报》的乐评人马丁．伯恩海姆写道：「她拉琴时就像泼妇一样，但这位身材高大的泼妇极具音乐性，充满智能，且具有一颗赤子之心。她是一位热力四射的演奏家，表现得灿烂华丽、音色甜美，全身沉浸在愉悦和欢乐中。巴伦波因和乐团亦步亦趋地跟随着。」当晚发生了一件遗憾的事情，杜普蕾在登台前把结婚戒指留在更衣室里，结果不翼而飞了。
8月，巴伦波因主持了一个迷你的音乐节，宣传广告称作「1968年的音乐新盛事」。这为期11天的南方乐队音乐节，由巴伦波因担任音乐总监，在伊利莎白女王厅举行，演出包括室内乐及与英国室内管弦乐团合演的曲子，巴伦波因的朋友们，如阿胥肯纳吉、帕尔曼、珍娜．蓓克、约翰．威廉士、单簧管家Gervase de Peyer等都应邀来助阵。这次音乐节的活动热闹无比，大获成功，结果又连续举办了两年。在这次的一场音乐会中，杜普蕾、巴伦波因及de Peyer演奏了布拉姆斯为单簧管、大提琴和钢琴所写的《三重奏》，又和巴伦波因合奏了布拉姆斯的《第二号大提琴奏鸣曲》。《泰晤士报》的乐评人写道：「杜普蕾小姐以冷峻的强度，强调了乐曲中的一点一滴。音乐的节奏太不稳定，且无法顾及到音乐中的对比，而这却是布拉姆斯的室内乐作品里最简洁的本质。」
就在同一个礼拜，杜普蕾又参加了爱丁堡的音乐节。在此，她演奏了德弗札克的《大提琴协奏曲》。由于她拉得太用力，以致于第一个乐章还没结束就把一根琴弦给拉断了。她原本和巴伦波因租了一栋大房子，和几位死党住在一起，且已经安排要租一架私人飞机，和这几位好友一起飞到莫尔岛，再乘着这三天的假期，飞到芬加尔洞去游历一番，无奈巴伦波因答应了人家，和妻子一同参加9月2日在伦敦举行的一场慈善音乐会，使得这么美好的计画泡了汤。这场音乐会由联合国所赞助，名叫「捷克斯拉夫1968年」，目的在帮助苏联入侵捷克之后，滞留在英国的捷克学生。杜普蕾在这场音乐会中演奏了捷克作曲家德弗札克的《大提琴协奏曲》。
就在举行音乐会那天的早上七点钟，蒙古塔街那栋公寓的电话铃响了。巴伦波因接了电话，对方没讲自己是谁，只说这场音乐会是一场挑衅的举动，如果巴伦波因胆敢现身，就必定惨遭杀身之祸。说真的，音乐会当天亚伯特厅必定人山人海，想要找到剌客谈何容易！巴伦波因没有把这件告诉事诉妻子，也没有报警，不过却对几位朋友诉说了，而他们也告诉了主办当局。当天下午，便衣警察混进了七千名观众中，而杜普蕾浑然并不知情。这场演奏，《泰晤士报》的乐评人说这必定是她的一生中演奏得最好的一次，「她演奏得热情奔放，即使最微不足道的细节她也能控制得宜。这是一首光辉令人感动的歌曲。」音乐会平安地结束之后，巴伦波因告诉者说，演奏会进行途中，他一直想转身探视，但总算是专心完成了工作。他说：「我有点焦虑，可是当我开始指挥后，却没有人对我开枪，我便把这件事置诸脑后了。事情结束之后，我才把受人威胁的事告诉我太太。」
如果情况颠倒，电话是由杜普蕾接的，那么，她会不会瞒着丈夫，并且不管他的意愿如何，就是不让他去冒这个险，那就不得而知了。然而从她所受的教养，或从丈夫的态度和价值观念来判断，杜普蕾都不会这么做。虽然巴伦波因有一位望之俨然的父亲，而杜普蕾没有，不过他们俩都生长在相同的文化和阶级之下，而在这种文化阶级中，丈夫具有绝对的权威。如果巴伦波因觉得他有责任保护妻子不受到现实生活的煎熬，杜普蕾的行为便是在丈夫此种心态下形成。明白了这一点之后，也就难怪杜普蕾长到23岁，还保持着一份孩童的本质了。只可惜这种特质经常被误认为是幼稚。结果，一般人总觉得她是一位可爱、无忧无虑、甚至恼人的小女孩，受人宠爱，让人娇纵。她从小就被塑造成这一种角色，而她也一直扮演得很称职，以至于从不知道自己还可扮演其它角色。
1969年，杜普蕾随着丈夫四处奔波演奏，两人难得分开一两天。杜普蕾不像丈夫那样有雄心壮志，也缺乏精力包揽吃重的演奏行程，可是他喜欢在排练的时候有她陪着，音乐会中也有她在场；而她也喜欢看着丈夫工作。从1968年到1969年的音乐季，他们的足迹遍布了欧洲和加拿大各和美国。她除了以独奏家身份和各大乐团合作外，并与巴伦波因合奏贝多芬的二重奏，或再加上帕尔曼或祖克曼，演奏贝氏的三重奏。4月2日，她与巴伦波因及英国室内管乐团在节日厅演奏海顿的《D大调大提琴协奏曲》。然后，虽然她不欢飞行，还是陪着这他们飞往纽约、澳洲、纽西兰、以色列和意大利作世界巡回演奏。虽然她带了大提琴，却一直到5月12日，在佛罗伦斯那场音乐会中方才演奏。根据Ursula Stebi的说法，杜普蕾实在疲累至极，他说：「大家都说巴伦波因把她给累坏了。原本她在澳洲有一场演奏，结果也因此不得不取消。不过每一场演奏她都来，为我们打气。我在途中病倒过，她写了好几首充满关怀之意的小诗送给我，使我非常的感动。」
真正累她的其实不是她丈夫，而是因为当时她已经开始罹病了。她常抱怨说自己睡了八个钟头还不够，而巴伦波因短短几个钟头的睡眠便已足够。旅行的时差使她疲累，她却往往无法入睡，巴伦波因则倒头就睡，鼾声大作。经过四个小时的睡眠，他醒来之后便又立刻继续第二天忙碌紧张的工作。他当然也能体谅妻子的辛苦，不过，他相信一个专业的人员就必须具备克服一切困难的决心与毅力。
多重硬化症早期就像幽灵一样，很难诊断出来。各种病症来时无影去时无踪，且症状温和，患者很容易将它淡忘，或是像杜普蕾一样，由于诊断错误，误以为是神经疲劳。她在澳洲时，曾经因为挥之不去的疲劳，和右眼时有时无的双重影像而去请教过大夫，结果被误诊为青春期的精神异常（Adolescent Trauma），并劝她养成休息的习惯。
和英国室内管弦乐团的合作才刚结束，杜普蕾又和祖克曼在布来顿音乐节里演奏了布拉姆斯的《双提琴协奏曲》，由巴伦波因指挥新爱管弦乐团。两天之后，巴伦波因夫妇在节日厅演奏了贝多芬的奏鸣曲及大提琴和钢琴变奏曲。Joan Chissell在《泰晤士报》写道：「伦敦爱乐者今晚听到了可能是本世纪以来，演奏这位伟大作曲家作品的最好二重奏了。当演奏《F大调奏鸣曲》时，杜普蕾在终乐章数处高潮，有如母老虎般扶持着巴伦波因。」
一个星期之后，杜普蕾再度来到纽约，演奏是艾尔加的《大提琴协奏曲》。卡萨尔斯也莅临观赏，坐在包厢里听她演奏，感动得落了泪。随后的一个礼拜，她在罗马与圣西西里亚管弦乐团合作演出，担任指挥的乃是巴伦波因。杜普蕾在克洛顿求学时的一位同窗Parthenope Bion Talamo正在罗马，特别与她安排在中央饭店见面重聚。Parthenope现在是位心理分析医师。他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说道：「最让我吃惊的是，她满脸的哀伤和落寞。给我的印象是她的婚姻不顺。音乐会中场休息时，巴伦波因帮全数围绕着丹尼尔，把她冷落在一旁。我当时不禁想着：假如他们在人地生疏地方的地方开演奏会，那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啊！她会否完全被遗忘？」
杜普蕾的婚姻一直是一桩与大众息息相关的事情。她曾经在1969年告诉一位名叫威廉．沃兹沃思的作家说：「我们的生活似乎总是有避不开的活动和人物，使得我们根本没法静坐下来，彼此谈心。虽然我们渴望着有单独相处的时间，不过，能和这么多人打交道，也是最快活不过的事了。」其实，就算巴伦波因也有过这样的渴望，也被他那好交天下俊杰的欲望给掩盖过去了。他的引擎总是不停地在高速转动着；结婚以前，杜普蕾在姬儿．西弗丝、马圭尔家中，与结婚之后在凯特和查尔斯．比尔家中所尝过的舒适恬淡家居生活，巴伦波因是一概不感兴趣的。凯特是美国人，有一年感恩节，她在家中举办了感恩节大餐，邀请亲朋好友来家过节。杜普蕾与她的孩子们渡过了一段快乐时光，又捣碎马铃薯，讲笑话挖苦自己。凯特对她非常了解，知道「这个女孩子有她平凡的一面，甚至可以说，平凡中的平凡了。你可以想象她下田工作的样模。可是，这种生活对她而言可望而不可及的。她在我们家，无论是我们的孩子，或是别家的孩子，都和她相处得极好。她非常喜欢过平凡的生活，因为这对于整天忙碌于演奏事业的人来说是难得的机会。可是，这并不是巴伦波因所想要的，在家与亲朋好友团聚吃火鸡大餐，他觉得无聊。杜普蕾顺着他的生活方式过日子，她总是说他想要什么，就给他。不过，他不在的时候，她是经常来这儿的。」
杜普蕾虽名闻天下，却羡慕别人三五好友相聚闲话家常的生活。一离开了社交的场合，她谈起话来可就轻松得多了，因为在公众的场合，一切都由巴伦波因和他那群死党所主宰，做妻子的只能退居一旁坐冷板凳。有一次他们和纽朋夫妇及郭尔夫妇一起开车去科芬特里，巴伦波因在那儿有场演奏会，坐在前面的男仕们彼此谈笑风生，女仕们则坐在后座。现在已经改嫁给霍根先生的安西雅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她说：「我们彼此窃窃私语，笑成一团，发泄精力。一个女人若想在男性为主宰的社会中求取生存，一定要按着男人的意思作女人，与男人唱反调是行不通的。大家要你怎么做，你就得怎么做。如果杜普蕾曾经私下在巴伦波因面前模仿过别人，等到有了朋友在场时，巴伦波因便要求她再作一次以娱乐朋友。此刻她便会很难为情，因为很害羞，可是她还是会听命行事。她会笑着，耸耸肩，照着巴伦波因的话做，来取悦他。」
「大家都觉得杜普蕾本性善良。她不管做什么事，都会显出她的内在美，而这种内在美从不改变。她会有这种表现，并不是因为房间里有什么化学作用产生，也不是因为房间里有什么特殊的人物。她自己不开玩笑，但她却笑口常开。大家因此便认为她是个拉大提琴的笑人儿。后来，当她说出了她生病的事情之后，大家才明白原来她并不是大家想的这么单纯。」
演奏对杜普蕾来说，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她并不想要什么荣耀。 简．西奥说：「打从杜普蕾结婚那时起，她就想要孩子。巴伦波因则不然，至少那时不要。我觉得她为人妻，为人母，一定比作一位超级巨星要快乐得多了。这不合乎她的个性，因此，嫁给巴伦波因对她来说必定非常的痛苦。因为他所受的教养是要他出风头，而她则不然。他扮演这种角色非常自在，她则不然。」
结婚第三年，杜普蕾已经不再像从前，逢人就说自己多么想要孩子了。每当有人问起她的时候（每一次接受访问时，总会问这个问题），她就会说她现在的生活方式不适合生孩子。她告诉《留声机》杂志的记者艾伦．布莱思，说自己想要有好几个孩子，可是，一旦有了，又恐怕再没有时间演奏了；而生活里要是没有了演奏，她是活不下去的。《周日时报》的记者访问她时，她除了讲同样的话以外，还说如果她有了小孩，她必定能够适应。这位记者又问了一个很不寻常的问题：如果她和巴伦波因之中有一人死去，另一人会不会受到影响？她说：「当然会受到影响，任何人都会的。但我们都有这种与生俱来的天份，因此我们所受到的影响也许会少一点。」
杜 普 蕾 传 19
八月，杜普蕾在第二届南河岸音乐节（South Bank Music Festival）中表演了六场，克里斯托弗．纽朋将她与巴伦波因、帕尔曼、祖克曼及梅塔在伊莉莎白女王厅的演奏实况拍成了影片。这场演奏会的曲子是舒伯特的钢琴五重奏《鳟鱼》，其中祖克曼拉中提琴，梅塔则拉低音大提琴。
纽朋早已经离开了BBC广播电台，自己开了一家公司。他拍摄这部影片时，再次使用了他在1966年为巴伦波因和阿胥肯纳吉拍摄影片时所使用的技术。他拍下了这几位音乐家们各别或聚集排练时的种种活动片段。观众在影片中可以看到祖克曼在买一把新中提琴时开玩笑，又看到帕尔曼一家待在汉普斯特暂时性家中的休闲生活，梅塔忧虑地看着大提琴。为了要制造笑料，他们在影片尚未开拍前的排练时，彼此交换拉奏的乐器，想看看拍摄的工作人员要怎么办，于是乎变成梅塔弹钢琴，巴伦波因装模作样拉低音大提琴，帕尔曼拉大提琴，祖克曼改拉小提琴，杜普蕾则拉中提琴。纽朋和他的伙伴佯装没看到，将计就计，偷偷地将这一段拍了下来。
本片一如纽朋以往的制作，光辉迷人，即使伊莉莎白女王厅冷峻的外表，经过他特殊的拍摄手法，也变得格外的光彩。影片中闪耀着精神抖擞的气氛与音乐的喜悦，几位年轻的音乐家（除了梅塔以外，其余的人皆还不满而立之年）你唱我和，宛如水乳交融一般。影片在电视上播映的时候，又造成了一次不小的轰动。
杜普蕾曾经两次灌录贝多芬的大提琴奏鸣曲，第一次是1965年与史蒂芬．毕夏普，第二次则在1970年与巴伦波因合奏。先后两次的录音显示出她的演奏风格已有所改变。和毕夏普的录音里，她失去了一些处理古典乐派作品的应有技巧，同时精力几乎过度。和巴伦波因合作时，她已经开始重新拾回了这种特质。她相信自己婚后的演奏有进步，而这种进步应该归功于她的先生，虽然有时两人对这首曲子的演奏方式有不同的看法，却都对它都尊祟有加。同时，巴伦波因带领她进入大提琴以外的音乐世界。别人可能不相信，杜普蕾身为一个音乐家，却一直没有听过歌剧，一直到巴伦波因用他那部破唱机放了一张华格纳歌剧唱片，她这才大开眼界。多年之后他回忆说：「我让她听了歌剧之后，她的演奏便有所改变，这不仅在演奏艾尔加音乐时音色更丰富，其它的作品也一样。她是我所认识的音乐家中最自然的一位。她具有完美无缺的音乐直觉，她只要看到两个音符，就能产生正确的感觉和演奏。这种能力甚是骇人。」从杜普蕾处，他学会比别的指挥更注意手指的动作，然后他把所学到的告诉乐团的大提琴部「你们在演奏一个音符以前，手指就要振动。如此，你们拉出的琴音就会更美。」
1970年适逢贝多芬诞生两百周年，杜普蕾这一整年都演奏这位作曲家的作品。在这一年之前的两个月，各种庆典活动就已经开始。巴伦波因夫妇在卡内基厅与祖克曼一起演奏了贝多芬的钢琴三重奏《幽灵》、《大公》。《时尚杂志》称赞他们是「超级的三重奏和超级精神」，且说：「鲁宾斯坦、皮亚第戈夫斯基和海飞兹三人之后，已很久没有像这样的三重奏团出现了。在舞台上他们活像三匹活蹦乱跳的骏马，将乐器当作极贵重的玩具来把玩。」十二月，在曼哈顿的爱乐厅 ，杜普蕾和巴伦波因重复了五月在伦敦演奏过的两首贝多芬曲子。结果，乐评人把他们比作舒曼和克拉拉。新年前后五天，他们在EMI录音室里做了一项马拉松式的录音，与祖克曼和Gervase de Peyer进行了贝多芬的全套钢琴三重奏和单簧管三重奏变奏曲，结果灌满了五张唱片。《瞭望杂志》的约瑟夫．罗迪也到了现场看他们录音，他说「正当巴伦波因和祖克曼用以色列语急速商讨论录放装置时 ，杜普蕾只好坐在那里干瞪眼。」
八月，杜普蕾和巴伦波因在多伦多、洛杉矶、牛津、布来顿、特拉维夫、伦敦以及爱丁堡等地各演奏了贝多芬的奏鸣曲。同时她还与旧金山交响乐团（小泽征尔指挥），在旧金山合作演出了海顿的《C大调大提琴协奏曲》，并且在阿巴多指挥下，四次在纽约与纽约爱乐合作演出圣桑的《大提琴协奏曲》。乐评家哈利特．约翰逊在《纽约时报》评论她这次的演出时说：「她运弓和运指的方式，就好象她已经是心醉神迷，进入浑然忘我的境界。」听杜普蕾小姐演奏，你不能只用技巧高超或琴音美妙，或任何单纯的字眼来形容她那出神入化的琴艺。」其它乐评则褒贬都有，Robert Commanday在旧金山《纪事报》（Chronicle）上写道：「如果说人的灵性就像现代人的解释一样，是内在情感完全挣脱了束缚的正面表现，那么，杜普蕾小姐的表现就太有灵性了。」
在第三届南河岸夏季音乐节中，她又和巴伦波因及祖克曼演奏了贝多芬的钢琴三重奏、巴哈的室内乐、贝多芬的三重协奏曲，和费雪迪斯考即兴合演贝多芬编曲的民谣，此外和阿胥肯纳吉合演了由法朗克《小提琴奏鸣曲》所改编的《大提琴奏鸣曲》。纽朋拍下了她和巴伦波因、祖克曼三人所演奏的《幽灵》三重奏，EMI唱片公司则录下了她和巴伦波因在爱丁堡音乐节现场演奏的大提琴奏鸣曲。
九月，她和巴伦波因再度飞越了半个地球，参加了澳洲举行的贝多芬诞生两百周年庆典。主办当局把他们当作英国皇室的成员来接待，且尊称他们是一对「金童玉女」。他们在澳洲待了一个月，巴伦波因开了十二场音乐会，杜普蕾只有三场。她在雪梨演奏了艾尔加《大提琴协奏曲》，在墨尔本和当地的乐团演奏了德弗札克的《大提琴协奏曲》，并和巴伦波因在墨尔本演出了一场二重奏。这场演奏会吸引无数的观众，打破了该市有史以来观赏钢琴和大提琴连袂演出的人数纪录。音乐厅里不但座无虚席，舞台上又坐了一百人听演奏。《澳洲人日报》的乐评人伊娃．华格纳写道：「巴伦波因的音乐会实在是令人耳目一新，它让我觉得，澳洲这遗世独立的一隅，还有它差强人意的地方。」
杜普蕾三弯六转地从澳洲飞到了伦敦、多伦多、纽约、密西根，然后再回到纽约。《多伦多星报》的乐评人威廉．利特勒听了她和多伦多交响乐团（Karel Ancerl指挥）演奏的舒曼《大提琴协奏曲》之后，对她赞誉有加，说她以往和罗斯托波维奇一样，演奏时过于滥情。不过，话锋一转，又说这一次她不再如此滥情了。曲子一开头的主题以及引导独奏者所担纲的所有乐段中的浪漫精神，她都控制得宜。她营造出乐而不淫的气氛，在舒曼的这首协奏曲中找到了抒情性的柔美与谐和。简言之，她像是一位唱歌的歌手。
杜普蕾自己没有音乐会的时候，总是参与巴伦波因的演奏。他已经和人签订在美国巡回演出三个月的合约。媒体用夸大的语气报导了他超凡的精力和成就，说他一年要录36张唱片，要在五大洲开两百场音乐会，还要在英国的电视上开一个大师班。《时代杂志》说他「他并不是三十岁以下钢琴家中最杰出的一位」，并且用一种揶揄的语气描述「他那双又小又肥的手如何在钢琴的琴键上飞驰」，并且列出了他的成功和失败（包括肤浅、油腔滑调，过度注重技巧，有时甚至『毫无个性，没有血性』），最后作出结论，说他是当代音乐界最莫测高深的角色。
这年年底，杜普蕾在巴伦波因指挥之下，两度进行了现场演奏录音：一次是在芝加哥，与芝加哥交响乐团合录德弗札克《大提琴协奏曲》；另一次是在卡内基厅，与费城管弦乐团合录艾尔加《大提琴协奏曲》。德弗札克的乐曲强烈地流露出他对大自然的热爱，杜普蕾的演奏充份地阐明了这一点。这是她自己最喜欢的录音之一。这次录艾尔加，她表现得没有以前与巴毕罗里合录的那张好；不过她倒比较喜欢这次的演奏及现场气氛。为此，她还使用了一把特地为她而制的全新大提琴。
杜普蕾前后拥有过两把史特拉底瓦里琴。她喜欢第一把琴的醇厚、朴实，也爱第二把琴（也就是『戴维朵夫』）的澄澈透明与丝绸般的美妙音色。1968年，她又获得了一把Francesco Goffriller名琴，并且用它录了好几次音。当她和手中的琴处于最佳好状况时，且在一个大小合宜大的房间里，那声音真是人间少有了。不过，由于这几把琴都十分敏感，而她的演奏又强而有力，逼得她不得不经常调整她的琴。这使得她感到非常烦恼，特别是在大一点的演奏厅演奏时，她就害怕自己的琴音会被乐团的声浪掩盖，或（按照她的话来讲）发出狼嚎声或「嗡嗡」声。她需要一把音量更大、更坚实、也更稳定的琴。结果，巴伦波因替她找到这种琴了。有一次，他听到祖克曼在拉一把由费城制琴师萨吉奥．佩雷逊所制的小提琴，结果非常感动，于是便委托佩雷逊为妻子制一把琴。在此之前，佩雷逊才不过制过两把大提琴，如今受到了这样的委托，心中真是受宠若惊，于是便立即着手工作，赶在杜普蕾录制艾尔加《大提琴协奏曲》之前完成。几个月之后，杜普蕾写了一封信给他，信上说：「大家都爱极了你的大提琴，我也喜欢拿它来演奏，它结实得像坦克一样。」
别人不知道，可是杜普蕾心里有数，她的健康情况已相当糟糕。她表面看似无恙，并且大部份时间也不觉得有任何异样；可是，她的气力会在剎时之间，在事先没有任何警兆的状况之下，一下子耗得光光，好象人梦到自己双脚绑着铅在跑步。她告诉医生，除了突发性的软弱以外，她还会有其它莫名其妙的病状，诸如手指的刺痛、麻木，一觉醒来时，觉得两脚冰冷，有一种说不上来的疼痛感觉。有几次，她甚至连开窗或关手提箱的气力也使不上来。这些症状出现时来势汹汹，剎那间又消声匿迹，平常即使是发作了，也不怎么碍事的。可是，一旦她上了舞台，当着数千人的面前发作，那一时的痛苦有如永恒般。
事后看来，杜普蕾日后的不幸虽然被她那光芒万丈的成功给掩住了，但也并非没有任何的蛛丝马迹可循。当她幼年家住Purley之时，走路的步阀就显得很不雅观，甚至可说是笨拙。她曾经因为跌倒而遭人讪笑。十几岁时她就常向彼得．汤玛斯抱怨说她的大姆指麻木无感觉。不过，音乐家，尤其是弦乐演奏家，常会抱怨演奏的辛苦与不适。彼得自己在演奏几个小时之后颈部也会酸疼，所以听了杜普蕾的抱怨以后，也就不怎么在意。艾莉森．布朗还记得杜普蕾的视力有问题，也记得她练习时因为觉得手冷，所以经常戴着棉质手套拉琴。她在莫斯科求学时，莉丝．威尔逊曾经看着她莫名其妙地摔了一个大跤。她当时正从楼梯上下来，突然不知是什么原因，就丢下了手中的大提琴，整个人一直连翻带滚地摔到了楼梯的底层。爬起来之后，她因为怕手腕骨折或扭伤了，去看了医生，结果医生告诉她什么事也没有。
演奏家在演奏的时候，由于注意力集中，肾上腺素也跟着增加。所以，演奏会过后，不管时间有多晚，这些人就需要时间放松。最好好的方式，是在睡觉以前，大伙儿共享一下欢娱的气氛。不过，在1970年的时候，杜普蕾却经常因为体力不济，演奏会一完，便在旅馆房间里吃了一碗爆玉米花，接着倒头便睡。虽然她所看过的医生们没有一位说得出她的身体上有什么毛病，体力和耐力却在逐渐消褪中。演奏合约倒是一点也没有减少。
这个赌注下得太高了。巴伦波因一伙人里面，杜普蕾最受人注目，她每一场演奏会的酬劳总在1000至2000英磅，也是最高的。她结婚之后，就辞掉了爱蜜．蒂莉特，转而雇用巴伦波因的经纪人哈洛．霍尔特公司。这一次跳槽是为了要使经纪公司能够为他们安排一起音乐演奏，也希望获得更好的价码和照顾。
音乐界里大概没有什么十恶不赧的恶棍；经纪人也许霸道，也许会逢迎拍马，可是他们并不天生就坏。音乐界本来就是一个竞争激烈的世界，这些经纪人要在这有如竞技场般的圈子里争出个一席之地，本来就不是件容易的事。大乐团的巡回演奏都操控在唱片公司的手中。唱片事业和其它所有的商业一样，都由供需原则所左右。他们的产品就是艺人。一位艺人当红的时候，必须有人为他推销，即使要把他变成了到处旅行的怪物也在所不惜。杜普蕾就是一座金矿；当她和巴伦波因同台演奏时，他俩甚至成了白金矿。如果他们俩人提出取消演奏会的要求，任何经纪人都会吓一大跳的，除非是生了重病，否则这样的要求一定会被断然拒绝。即使他们确定了这些演奏家真的是身体违和，或精神不济，或是疲劳过度，他们也只有在演奏家们目前的旅程告一段落之后，才会答应他们休息的要求。
音乐家们不敢随意毁约，除了有心理上的原因以外，还有经济上的考虑。除了极少数的例子以外，演奏家们都知道，如果他们步出了国际的音乐圈，那想要在他日卷土重来争回一席之地，可是要花上双倍的精力不可。杜普蕾之所以生活步调愈来愈快，也就是希望保持自己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的声誉。她知道有一样因素影响着她的速度和协调性，也知道她如今的演奏，已经大不如昔了。当她到了不能再忽视自己的症状时，她在演奏会开始前加长暖身的时间。她根本不知道像她这样来增加身体内部的体温，其实只会使自己更加的疲劳。同样的理由，她自认为具有疗效的热水浴，其实也是有害的。她愈是努力，成效却愈低，情绪也就更加低沉；而情绪的低沉，也许正是加速她病情恶化的一大主因。她的信心动摇了；当症状在突然之间无声无息地消失无踪之时，她会想，它会不会再回来，并且会在什么时刻回来。
她如今的处境，换了任何人也都是一种煎熬；尤其对一个像她这样，丈夫只顾自己沉浸在自己的事业和音乐中的妻子来讲，就更是一种煎熬了。他的精力旺盛，被人视之为超人。他所接下的各项演奏合约数量之庞大，同侪中无出其右者。他经常抱怨一年只有365天，因为他希望一年能够工作500天。杜普蕾看似疲倦，但又看不出有什么异样。她心中的苦痛并不是局外人所能了解。由于没有任何医生能够诊断出她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巴伦波因的心态因此怀疑多过同情。别人很容易就认定她这是情绪性的问题，而非身体上的罹患慢性疾病。
丈夫不在身旁时，杜普蕾经常去看凯特和查尔斯．比尔。她会搭出租车去他们在Richmond的家，和孩子们玩耍，帮凯特下厨作饭，餐后再和同是练大提琴的凯特合奏。这两个女人不但年龄相同，外型也极为相似。两人都长得高，都有一头长而直的金发以及皎好的肤色。凯特说：「杜普蕾诉我说她已经筋疲力竭。每当我说我拉琴拉得很辛苦的时候，她说：『没有人能够了解我。』曾经有两次，她真想取消旅行演奏，可是他们说，如果她不履行演奏合约，他们就要告她。她实在需要好好的休息，但是他们却不让她停歇下来。如果她有休息的自由，她的病会恶化到这般地步吗？多重硬化症最可怕的一件事是：单从外表上看来，你无法察觉出任何不妥。这种病会隐藏在病人体内！你根本看不出它的伤害！她常发牢骚说别人认为她的心里有问题，说她发疯了，可是只有她知道自己是有病的。」
凯特谈起这个主题来格外有权威性。十年之后，她也经历了类似的症状，结果也被诊断为多重硬化症。
杜 普 蕾 传 20
杜普蕾和巴伦波因都对他们那间地下室的狭小公寓怀有深厚的感情。离开了这间小屋，就象征着他们蜜月的结束；于是，除非他们实在是住不下去了，要不然绝对是舍不得离开那儿的。1970年底，他们在汉普斯特的皮尔格林街5a号购买了一栋宽敞的红砖房子。
杜普蕾一向都比较喜欢北伦敦；那儿的空气似乎比较清新，活动空间较大。不过，汉普斯特荒地林木成阴，可说是乡间以外她最喜欢的地方了。这栋房舍距离汉普斯特村只有咫尺之遥，楼下是起居间、饭厅、厨房，一个小温室和车库。他们把这间车库改建成巴伦波因的工作室，楼上有三间卧房。这间房子有一个相当优美的后花园，这是它最好的地方。花园的后面连着罗斯林山大教堂后面空旷安静的草地。搬到了这儿，似乎是好的开始了。
杜普蕾和丈夫一起装修这栋房子（巴伦波因是色盲），把房子打点得既传统又郊外式的模样。他们没有时间，也不想搞什么个人的品味，因为他们待在伦敦的时间，还不到他们所有时间的四分之一。他们一会儿在这儿演奏，一会儿又飞到那儿，每一处都需要他们卯足了精力去应付。1971年初，巴伦波因再度踏上了美国之旅。其中一场与洛杉矶爱乐合奏的布拉姆斯的《第一号钢琴协奏曲》（祖宾．梅塔指挥），杜普蕾故意躲在乐团中提琴手后面，坐在大提琴部的后面演奏。这是他们对观众开的一个小玩笑。然而，微笑的后面却隐藏着她内心的茫然与恐惧。五月底，一场加州的演奏会之后，她取消了其它在美国和以色列的音乐会，飞回了家园，满心对自己的才华和神智起了重重的疑惧。
医学界对多重硬化症没有特定的诊断方式，其早期的症状如疲劳、丧失感觉、虚弱及视力减弱等常被误诊为心理性神经病，或是更严重的精神失调，如歇斯底里症，特别是女性尤其容易得此病。医生们无法诊断出任何的病因，便吩咐她休息一年，并要她去看心理医生。
在音乐的世界里，只要有社交活动，就会有闲言闲语。杜普蕾一说要休息静养的一年中，有关她的流言便四起。有人说她得了精神分裂症，也有人说她得了精神耗弱症，又有人说她的婚姻破裂了，还有人说她酒精中毒，因此拉琴时肌肉缺乏协调。因为她表面看上去一无病征，所以一般人容易就把她的虚弱和疲劳说成懒惰或沮丧的表征。
事实上，杜普蕾非常沮丧，只不过这是她生病的结果，而不是病因。她认为自己不再是一个心智正常的人了。以前，每遇沮丧之际，她都借着大提琴挽回低沉的情绪。杜普蕾曾经写信给她在多伦多曾认识的一位加拿大籍年轻大提琴家克莉斯汀．纽兰，说过她喜欢做的事就是喜欢一个人待在房间里，演奏巴哈的曲子，「一直到我完全被他的音乐包裹起来，沉浸在操弓拉弦的兴奋之中，感觉自己已和它合而为一。」她说，当她的情绪低沉时，演奏巴哈的音乐能让她心里产生出一种力量来。1970年，在她写给克莉斯汀的信中说，她曾经很不快乐，但向她保证一切都已过去了；还说她现在很好。她要休息几个礼拜不拉琴，然后「静下心来再多学几首曲子，也许再把巴哈《无伴奏大提琴组曲》练习练习。「我觉得巴哈的曲子实在很难。」
这一休息就是几个月，从6月一直到12月间，她没有碰琴。由于没有反面的证据，她假设不管毛病出在哪里，错都在自己。也就是说，她的精神坏了她的身体，且扰乱了她的生活。朋友忧心她的健康，但大多人的想法和她一样。有些朋友知道她每个星期都要去看一位佛洛伊德学派的精神科医生华尔特．约菲五次。1970年时英国还不像现在那么开放，一般人的眼光里，去看精神科医生是一件可耻的事情。杜普蕾一向都喜欢走路，每天都要走上一哩半的路程去约菲医生的诊所看病。可是一到了诊所，她又犹疑了。音乐才是构成她的元素，也是她最主要与真诚的语言。如今，她怎能用词组只字就道尽内心的挫折、焦虑和罪恶感呢？
巴伦波因虽然偶而也曾为她而暂停过工作，可是大部份的时间仍在外旅行，忙他个人的事业。她去过波克夏郡姊姊的家住过一段时间。她喜欢姊姊的孩子，曾经公开说过羡慕她们一家人的生活，可是，她和姊夫基佛．芬济的关系始终都搞不好；而且，姊姊家也不是她理想中的避难所，不过，当芬济一家人到法国南部的家去渡假时，杜普蕾和父母一道跟去了。作家罗宾．高丁当时也在那儿，他记得这家人全得看芬济一个人的脸色。艾丽丝似乎很快乐，德瑞克老古板。他们的气氛欢愉，但一切都是表面化，特意装出来的。他说：「表面上看起来，杜普蕾满脸笑容，喜欢开玩笑，私底下却又好象很悲哀，很迷惘，一个人在那儿发愣。她告诉我，她和巴伦波因，根本无需词组只字，彼此就能了解对方的需要。她说她非常想念他。」
12月，正好是她休养的中点，杜普蕾有一天在家中清早醒来，觉得自己精神很好，于是便把「佩雷逊」琴从箱中拿出来，开始拉琴，就好象她病已经好了一样。有四天的功夫，巴伦波因怀着既高兴又小心的心情陪着她练习萧邦的《大提琴奏鸣曲》，和法朗克的《小提琴奏鸣曲》的改编曲。巴伦波因和EMI的制作人Suvi Raj Grubb很快就腾出了一间录音室他们很顺利地录这两首奏鸣曲。第二天早上，杜普蕾又兴致勃勃地提议灌录几首贝多芬的大提琴奏鸣曲。这是他们过去一直想做而未做成的计画。她和巴伦波因将《第一号》的第一乐章录完之后，杜普蕾突然觉得很累，于是便把大提琴收了起来，说她那天恐怕只能录到这儿了。当时杜普蕾才26岁，大多数演奏家在这年龄少有机会录音，而她却从此未再和心爱的大提琴一起出现在录音室。
经过了一年的休养后，杜普蕾的病况减轻了。1972年6月，她似乎已经有了很大的起色，于是她的哈罗德．霍尔特经纪公司发布了她已经完全康复，并且将于秋天复出乐坛。她的演奏行程不会「排得太重」，并且要到下一年才会再与乐团一起合作演奏。她的影师克莱夫．巴达朋友（为她拍宣传照），认为她神情愉悦，而且非常健康。
7月，她和巴伦波因去了特拉维夫，和祖克曼演奏了柴可夫斯基的《钢琴三重奏Op.50》。9月24日，他们在伦敦一场消遥音乐会中又演奏这首曲子，还演奏了贝多芬的《幽灵三重奏》。这是杜普蕾自伦敦消失16个月以来第一次重返舞台。她心里很紧张，曾经告诉老朋友西比尔．伊顿说自己很久没有演奏了，这次重返乐坛，觉得前面好象挡着一道难以爬越的墙。两个星期之后，她和巴伦波因在另一场消遥音乐会中演奏了曾经录音的法朗克的《小提琴奏鸣曲》。她的朋友罗西．巴德说：「我们都噙着眼泪来听她演奏，那实在是太伤感了。我不晓得她那时是否清楚自己已经不行了。这场演奏太动人了，她完完全全地与音乐融合在一起了。」
她的确清楚自己已经不行了，相同的症状又出现了，不过她把这次的症状归咎于重返工作上所承受的压力，而且极力相信它不久之后行将消失。然而，事实上并不然，病情甚至因为她的忧虑而更加恶化了。以往，生命中不变的是她对自我天份的信心，而如今，她再也不能倚靠这种信心了。她的病情时好时坏；以往觉得悠游自在的舞台，如今步步都充满了危机。
1973年的第一个星期中，她在克里夫兰勉力完成了两场成功的演奏会，演奏了拉罗的《大提琴协奏曲》。一个星期之后，她又在多伦多的梅西厅演奏了同一阙曲子。虽然全场观众爆满，可是有一位乐评人却这么评她的演奏：
这似乎变成另一场音乐会，我不是说这场演奏有多差，可是确实已不如她以往远甚。只有在中间乐段结尾时等极少数的地方，她才稍微表现出了往日的活力和火花。其余的时间里，她的声音都太小；音色固然美妙，但素来崇拜她的听众，此时也只能遥想她当年的精湛演奏。这场演奏，就音乐性和技巧性来讲，皆不失为杰出的演奏，只是，那已经不再是伟大的杜普蕾了。
1月25日，在纽约的爱乐厅，杜普蕾和巴伦波因同台演出了她此生最后一场公开演奏会。《纽约时报》乐评人听完了这场演奏之后，既迷惘又失望，写了如下的乐评：
一开始的布拉姆斯《第一号》、德布西和萧邦的奏鸣曲，杜普蕾小姐拉出了好些个刺耳哭吼的声音；穾然蹦出一些音来或遗漏了音符。而在拨奏乐段中的狂野颤音中，她的表现就好象是拉橡皮筋一样。
杜普蕾小姐的演奏也并非就毫无可圈可点之处，即使有，他们似乎也不致于陷入一种逻辑性和一致性的模式之中。每一首曲子都是由一种即兴的能量所推动，发出了一种没有思想，也没有意义的兴奋感。
尽管她在技巧上颇多失误，在诠释上又脱离了正轨，观众却仍然感觉到她是位才华非凡的音乐家与多才多艺的才女。也许，杜普蕾小姐该多花时间想一想音符里的涵义，以及曲子的走向。
杜普蕾从来也不需要乐评家来评断她的演奏，演奏得好坏她心里有数；现在更不用别人来告诉她自己有多差。她怀着悸动而又慌乱的心，回到了伦敦，接受她所信赖和敬爱的约菲医生的治疗，她又对自己即将在2月份于节日厅的演奏重拾信心。这场演奏进行得顺利，听众都报以热烈的掌声。《守望者报》的乐评人Neville Cardus 12年以前曾为她的首次登台写过一篇生动的乐评，现在她又为她的演艺事业写下了一阙精采的颂文：
昨天晚上杜普蕾重返到皇家节日厅，演奏了艾尔加的《大提琴协奏曲》。虽然时光的流逝以及身体的衰弱，使得她的技巧不像往昔那般游刃有余；不过，她还是以她成熟的领悟力和高度内涵的思想克了这些困难，成功地演奏了艾尔加最隐晦的一首作品……。
这首协奏曲一向都是杜普蕾演奏得最美的曲子，但也经常带着一位巨匠对乐器的喜爱，以致于驱散了应该有的内省。这一次，杜普蕾直探整首作品的核心。她这么年轻，却能在操弓拨弦时运用出如此不凡的专注，别人丝毫不会发觉音乐中宣告了我们这个国家里，一个辉煌的时代即将结束，白昼将尽，黑夜已至。艾尔加在曲子结尾时使用了一个慢板的乐章重述了此阙品的一个主题；那最后的装饰奏甚至道出了他的顾影自怜。从贾桂琳．杜普蕾的演奏里，你可以闻到从艾尔加尚未愈合的伤口所渗出的血水味。整首曲子在她那敏感颤抖的指间流泻出来……，既含着辛辣、又不乏这首协奏曲中所蕴含的仁爱。
几天之后，杜普蕾飞到了纽约。她日夜焦虑恐惧的梦魇终究还是到来了。她原本要在爱乐厅和祖克曼及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指挥纽约爱乐演奏布拉姆斯的《双提琴协奏曲》。当她到达了爱乐厅参加排演时，她甚至连打开琴盒的力气都没有，需要别人帮她。排练时，她连琴弦都感觉不出来，更别说按着她自己的意思运指了；而开头那一段艰难的装饰奏，就更是惨不忍闻了。此时她自觉害怕、有罪、羞耻，于是便对伯恩斯说自己实在是无力为继了。可是伯恩斯坦相信这只是因为紧张所引起的过渡症状，便劝她继续排练下去。
当晚，杜普蕾步上了舞台之时，心中感觉自己就像是上了断头台一样。她的手臂下垂无力，手指麻木不仁；脑子里一片空白，不知自己到底会拉出什么样的声音，甚至如何在琴格上找出正确的音符来。她了解，自己唯一的希望就是睁大了双眼，盯着双手，再估算出从一个音符到另一个音符，手指必需移动多少距离。这场演奏真是漫长无比，似乎永远都走不到尽头。好不容易终于结束了，她比谁都清楚：观众失望了。
演奏会过后，伯恩斯坦带她去看了大夫。这位大夫照样说她的病是压力所引起的。第二天，她取消了在美国的所有演奏，飞回了英国。没有任何人（包括杜普蕾在内）会比《纽约时报》更了解她的病情，报导说：她得了异常的病症，也就是说，她那只拉弓的手神经失调。就这个样子，经过了七个月，她终于明白，那出卖她的，是她的身体，而不是她的心。
杜 普 蕾 传 21
多重硬化症一发作，经常让人非常困惑，真觉得自己的神智已不再健全。诊断的过程既不可靠又慢，医生要看病人的病历、为病人作神经方面的测试、抽病人的脊髓，还要病人照脑部X光，作各种电气试验，然后再对病人作数周或长达数月的观察，一直到多重硬化症以外的所有可能性都被排除了为止。在杜普蕾接受冗长观察的时间里，她只有借着音乐才能排遣心中的焦虑、忧愁和失望。
哥德曾经说过：「真正伟大的天才可以在演奏中找到乐趣」，而他自己便是最注重身体力行的人。杜普蕾也曾经说过，对她而言，演奏不仅是她生活的一种方式，简直就是她生活的全部。现在，她想拉琴，但是所发出来的声音却徒增加她的挫折感。她和约菲医生都断定，无论她罹患的是什么病，最起码她的无意识要负部份责任。可是，就算医生可以从她过去的心理状态中搜寻出一些蛛丝马迹，点出她今日得此重病的因由何在，她的身体状况仍旧是每下愈况。
四月，她预定要去东京，在巴伦波因的指挥下，演奏德弗札克的大提琴协奏曲。可是临到上台前一分钟，她取消了演奏。以往，理当为自己效力的身体，如今反而成为她忧愁痛苦的来源。别人行动自由，但自己却举步维艰，因为她的双腿常常不听使唤。她连维持起码的平衡，甚至连举手投足或屈膝、注视人行道等，都得小心翼翼，集中全副精神才行。
九月，史坦代替她原本在爱丁堡音乐节的节目，不过，她还是陪巴伦波因去了爱丁堡。巴伦波因在这一次音乐节里，将首次尝试他早已跃跃欲试的歌剧指挥，指挥莫扎特的《唐乔万尼》。每逢排演时，她都到场聆听，甚至应酬活动她也很少放弃。不过，大家风闻她那神秘的病，都不知道应该如何去应对她。大家都不相信眼前这位神采依旧、精神奕奕的人患病。朋友看到她偶尔步履蹒跚、摇摇幌幌或掉东西，心理便觉得不舒服，于是开玩笑说她一定是酒喝得太多了，或是苏格兰的浓雾跑到她的骨髓里头去了。她那时才28岁；贝多芬这个年纪时，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兄弟：「如果你们看到我在应该快乐的时候抑郁不乐，请你们原谅我。我的病原本就已经够让我痛苦了；而它又居然让别人误以为我的行为古怪，这让我更更觉痛苦莫名了。」
10月5日的下午，莉莎．威尔森与她的前夫，也就是钢琴家拉杜．鲁普（Radu Lupu）在皮尔格林巷她家作客。那一天刚好是赎罪日战争（Yom Kippur War）前夕。莉莎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她说：「杜普蕾正在做一顿极可口的晚餐，巴伦波因则被战争即将爆发的消息搞得心烦意乱，显得非常激动。他不断地打电话给人，还想亲赴战场。他一直不断地说：『我一定要走！我一定要走！』杜普蕾显然没有巴伦波因那么焦虑。突然间，巴伦波因电话讲到一半，要求杜普蕾上楼为他拿地址簿。她说：「不行，我不去。」他听她这么说非常生气，说：「你连这点事都不肯帮我吗？」她说：「抱歉，我没有辨法。」她没有告诉别人原因；一直到后来，她才说她之所以不愿意上楼去，是因为她的脚连上楼梯都办不到了。她心里非常害怕，对谁也不敢讲。
「她常常单独自外出买东西，或是到野外去散步。她随时都会跌倒，然后要等到有人经过时才把她扶起来。回家晚了，巴伦波因会说：『我想妳几百年前就应该到家的。』她会说：『噢！我在店里看到一样东西，就在那儿试穿。』最后，她在某处跌倒了，我想应该是在街上吧！她爬不起来了，结果被送到医院里去了。」
虽然杜普蕾的医生一定也曾经怀疑过她得的是多重硬化症，却从未把这种可能性告诉她。如果他们真讲了，那一定会让她有好几年的时间，妄想着自己的精神错乱了；但同时也可能会提早缩短她的演奏事业。10月16日，她在帕丁顿的圣玛利医院，终于知道自己得的是什么病了。巴伦波因那时正在以色列，和祖宾．梅塔一起为战士们演奏。当消息传到他耳中的时候，他对这种病还没有任何的概念。一直到梅塔去请教他一位医生朋友，这才知道当时医学界对这种病的知识极为有限。不到几天，他心慌意乱地飞回伦敦。
多重硬化症是一种人中枢神经系统持续恶化的慢性疾病，它会在人脑和脊髓中蔓延开来，破坏髓质鞘；且在损坏的地方，这包裹神经纤维的髓质鞘，会被一种既密又硬的硬化斑痕组织所取代，因此由人脑向肌肉及器官所发出的讯息就会短路。
这种病症因所侵袭的神经部位不同，出现在人身上的症状也互异。其症状包括肌肉无力、协调不良、头晕、平衡能力丧失、视力模糊或双重影像、口齿不清、麻木无感觉、神经疼痛、吞咽困难、肾脏及膀胱功能失常、性能力不彰以及痉挛（肌肉作不随意的收缩，使膝盖及臀部僵硬，走路和上楼梯均感极端困难）。人一旦罹患了多重硬化症，便会发生以上一项或多项的症状。这些症状随时都可能发作；发作的程度可能非常轻微，也可能极为严重，时间可能只有几分钟，也可能长达数年。其最常见的症状就是罕见的疲劳。这种现象可能导源于身体上特殊的原因，但也有可能是于人在罹患慢性疾病之后，心生沮丧和挫折感的结果。
这种病有时会有短期的急性发作。发作完之后，又会有几周、几个月、甚至几年的缓和或潜伏期。这种病并不致命，但它会削弱人体对抗其它疾病（最常见到的是肺或膀胱方面的感染）的能力，因而使人的寿命缩短。它并不是传染性的疾病，病因至今未明，得病的原因或为人的基因、环境，或为过滤性病毒。其不但病因不明，连如何治疗亦无人知道。得病的初期，病人也有在病情缓和之后，就自己痊愈，或接受了某种治疗之后而痊愈的。罹病的头五年，病人无缘无故就恶化到瘫痪的可能性绝无仅有。大多数罹患多重硬化症的人都不致于陷入如此严重的后果，而仅止于偶尔的发作。大部份的时日，他们还有能力过着正常人的生活，像凯特．比尔就是一个例子。不过，也有15％的患者运气没这么好。他们的病情会急速恶化，终至完全地瘫痪。
杜普蕾听到了医生对自己病情所下的诊断后，第一个反应是无比的放松，因为她终于知道自己的症状是真实的了。然后，她立即打电话威廉．普力兹、苏西．马圭尔、戴安娜．纽朋、莉莎．威尔森、爱莉森．布朗及好几位好友，很平静地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她并不是神经病。她说，多重硬化症是一种很严重的疾病，可能有一天她就得靠着轮椅过日子，可是她的病情轻微，会有一段很长的缓和期，因此要他们不要为她担忧。她说她要亲口告诉他们，不希望他们看了报纸才知道真相。
没多久，这件事情终于还是传开了，震惊了整个音乐界。11月6日，英国的《每日镜报》头版上所登载的一则新闻就是「贾桂琳．杜普蕾小姐再也不能公开演奏了」。这天早晨，巴伦波因胡子未刮，就怒气冲冲地去了节日厅与伦敦爱乐管弦乐团的排练。他顾不得排练的进行，就对记者说道：「今天早上我跟我内人吃早餐时，就听到收音机里报导她已病入膏肓。事实上，她今晚还要到节日厅来看我演奏呢！」他说这些新闻记者简直是太夸张了，还说：「她在伦敦医院住了三个星期，接受检查，上星期五她才回家。医生并没有说她不能再演奏。她在家生活正常，不是煮饭就是打扫房子。」他指出，一个人即使得了多重硬化症，还是可以过许多正常人的生活。接着，他就很生气地说：「说她病入膏肓对她一点都没有帮助。」第二天，哈洛．霍尔特公司发布了一则消息，说：「贾桂琳．杜普蕾正在迅速复原中，目前健康状况极佳。」可是，这则消息并没有说她什么时候再举行演奏会。
杜普蕾告诉自己，朋友也都一再安慰她，说她的事业并不会因此而中断，她还是可以继续演奏。可是，轻松过后，紧接着便陷入了绝望中。这漫长的绝望，她后来形容是一种「深深的消沉」。她说：「我先生经常不在家，而我凡事都得靠他。有一段时期，我寸步难移，只能盯着天花板，陷入了彻底地绝望之中。」她在幼年时期所感受到的孤独无助，现在更千百倍地袭来。她只有见到了约菲医生的时候，这种严重的孤寂才获得了短暂的抒解。当她的病严重到无法走到他诊所时，他来到了皮尔格林巷。
她去看这位精神分析师的头几个月里，几乎连话都说不清楚，觉得言语再怎么管用，终究是抵不过她的大提琴。现在是她接受精神分析的第三年，医生的诊断也澄清了她心中的问题，可是，为了要对付这个问题，她所需要已不止是她的神经病变的真相了。她依旧希望约菲医生会帮助她康复，因此便甘愿在痛苦的治疗过程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虽然开口谈自己最深处的感觉非常困难，可是她知道，保持沉默的后果将更不好。同时，由于她一直做心里分析，她知道自己的潜意识与病魔狼狈为奸地催残着生命。
她的情形（特别是体力）真是时好时坏。她的情绪恶劣，容易生气，会沮丧，感觉孤独，顾影自怜，也会悲伤。巴伦波因为了要陪她，取消了芝加哥交响乐团和纽约爱乐的演奏合约；然而，虽然他已经尽了最大的的努力去照顾她，但他到底不是一个天生就会照顾人的人。他也痛苦，也和自己低沉的情绪挣扎。不过，他并不在妻子面前流露出心中的无奈，反而是更加的体贴与关心。有时他们想面对面坦诚的沟通，却因为心里头那股说不出的愤怒和悲哀而作罢。他们各自都觉得坦白承认当前的困境会更加深对方心里的负担，而这对于对方是不公平的。就像杜普蕾依赖约菲医生般，巴伦波因也转向他的朋友们，向他们倾诉。这俩人都有说不完、吐不出，却又无法向对方发泄的苦处。
巴伦波因为了妻子，虽然已经取消了好几场演奏会，但他却无法无限期这么做下去。他极需要一位好帮手，最好是一位能够煮饭烧菜的好管家。1974年2月，他和小提琴家罗德尼．弗兰德（Rodney Friend）到伦敦一家餐厅吃饭。这家餐厅里有一位捷克来的女厨工，名叫Olga Rejman。她除了在餐厅里打杂外，经常去听音乐会，是一狂热的音乐迷。她一眼就认出了巴伦波因，并且向他介绍自己。她告诉他，说他1968年为捷克学生们所演出的那一场演奏会（也就是他冒着死亡威胁而指挥的演奏会），她也去参加了，并且从此听了很多次他的演奏。
巴伦波因说：「那么妳一定知道内人的事啰？」
「当然知道」Olga说道：「这真是可悲啊！」。他问她知不知道有什么人可以到他家里来帮忙。她说会帮他问问看。她真的这么做了，可是运气不好。第二天巴伦波因又去这家餐厅，第三天也去了。第四次他直接了当地问Olga，愿不愿意当晚去他家为小提琴史坦准备膳食。她答应了，为巴伦波因家做了一餐丰盛晚餐。巴伦波因要求她留下，却被她拒绝。她说：「我已经是62岁的老太婆。我做得倦了。我告诉他说：『你的要求太过份了。我再帮不上什么忙了。』他说：『妳是认识我的，你就像我的家人一样。』说着说着，他的眼眶都湿了。我看他这么悲伤，只好答应他留下来。结果这一待就是六年。」
Olga原籍捷克，原本在老家一直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36岁的时候，她丈夫去世，家里的事业财产被共党充公，她也因为藏昵政治犯，被判了三年的牢。出狱之后，她因身无一技之长，又无任何工作的经验，只好到一家甜菜厂当女工，苟延残喘。最后，她学会了烹饪。1964年，她来到了伦敦，并在一家餐厅找到了工作。音乐会是她与过去连系的媒介，也是她唯一奢侈的享受。
Olga把皮尔格林巷的这栋房子布置得绿意盎然，杜普蕾的病不久前才严重发作过，现在正在康复中。她仍然能站，也能走路，可是双脚已经变得僵硬无法屈伸，所以下楼时也只以坐着的姿势一步一步往下爬。有几次，她甚至寸步难移。Olga起先认为她的毛病出在骨头，还自愿把自己的骨头取一段给她，她说：「可是神经我就没有办法了，因为我没有呀。」
「我们经常笑口常开；我总是想办法说些话让她开心。我真是为她难过。我喜欢音乐，而她是位这么杰出的音乐家。她的演奏，直入你的血液，直入你的心。」
Olga喜欢杜普蕾，但她更爱巴伦波因，她说：「当时他真是处于一个艰困的局面里，需要别人的支持，而这种支持则来自他的朋友，而不是来自杜普蕾。他连泡一杯茶都不会，只会煮个蛋而已。他对她百般呵护，真心地爱护她。他喜欢亲手端早餐给她，让她惊喜一番，他们彼此了解。当她病情严重的时候，他就取消演奏会陪她，他就像天使一样对她。他会买些礼物、书或花给她，天天打电话给她。他头上应该罩着一个光圈才对。」
「我们住在汉普斯特的时候，他时常在她睡了之后，从晚上11点一直弹钢琴到一点半左右。邻居有时也会抱怨。她嫉妒他，因为他有这种光彩，而她没有。我们搬到了武士桥后，她会说：『不要弹，不要再弹了！』她一刻也听不下去了。她实在是太嫉妒他了。所以，此后，我们就听她的唱片。」
「巴伦波因的母亲阿伊达在特拉维夫教钢琴，可是每逢学校放假，她就会来看儿子和媳妇。杜普蕾虽然是举步难行，却还是摇摇幌幌地走下楼来。当她和巴伦波因在家里的时候，那真是热闹极了。她会为杜普蕾做任何事情。我曾经对她说过：『我知道我是一匹马，可是妳可以一挡三！』，她听了我这么讲，笑了。我只看她消沉过一次，那时候杜普蕾病得很重。她走下了楼梯，说道：『Olga，我儿子怎么会碰到这种事情呀！怎么会这么不幸呀！』恩里克来的时候，家里的气氛就紧张起来；他和阿伊达时有争执，每次巴伦波因都站在母亲这一边。」
艾丽丝．杜普蕾曾在女儿的生命中扮演过举足轻重的角色，如今却不可同日而语了。在她眼中，杜普蕾改信犹太教是一种大逆不道的行为。现在她已经无法，也不愿意再看到女儿所承受的苦难。德瑞克已经退休，杜普蕾一家也都还住在Gerrards Cross，离席拉莉一家人不远。他们来看杜普蕾的时候，Olga大吃一惊，她说：「他们住的地方离这儿不远，可是她还得苦苦哀求他们来看她，给他们油钱才行。来的时候，总是行色匆匆，有时一个月还来不到一次。他们虽是一家人，但彼此形同陌路。虽然他们该做的也做了，可是彼此之间没有感情，也没有体谅。艾丽丝是个冷血的人，冷得像冰一样。」
「杜普蕾曾经告诉过我，她父母的婚姻曾经不快乐过，可是现在好多了，而她也为他们高兴。她很为母亲感到难过，可是她的母亲却从未为她感到难过。杜普蕾常常帮她的娘家，很多次，只要他们来，我就要到银行里去提款。如今算起来，总数也有好几千英磅了。她母亲从来不说些让她高兴的话。她告诉我：『你对我比我母亲还好。』大家也都知道这一点。她实在非常渴望得到爱。我们彼此非常亲近，因为我为她感到极为难过。我告诉她：『你是我的亚当乐园』。我拿早餐给她，坐在她的床边，握住她的手，她也握住我的手，不住地讲话、讲话、讲话。她讲话讲个不停，告诉我她在学校里不快乐的事，说她害羞，又说她从不是一位好学生，同学们都笑她。」
吉尔．普伦是头几位到家里来当杜普蕾看护的一位，她说：「艾丽丝和阿伊达是俩个极端不同的人。阿伊达一到门口，你一眼就可以看出她对这个家有所贡献的。杜普蕾的家庭则不一样，他们或许带着善意而来，可是打从他们出现在门口的那一刻起，这个家里就到处都充满了问号。家里没有东西，阿伊达可以变出一餐饭出来。有一次她煎了几个蛋，炒了一盘豌豆。厨房若是交给杜普蕾的母亲，你得先把食物准备齐全，再听她使唤，在一旁帮她忙才行。她给人的印象是，家事对她而言太复杂了。对于女儿会落到今日的这般处境，艾丽丝似乎觉得非常的懊恼。」
杜普蕾所受过的训练和教养，使她无论在情绪多么激动的情况下，都会以微笑代替尖叫。她只有在见到约菲医生的时候，才会除掉她的面具，而不会有罪恶感。她从未觉得自己得到了一个正常人可以得到的接纳，所以当约菲医生不拿她当孩子或大提琴家，而是拿她当作一位聪明成熟的女人时，就受到她格外的感激。她信任他，因为他听她讲话、信任她。当她的生活倾颓之时，绝望和需求使他在她生命中扮演起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对于这一点，没有人再比巴伦波因更能了解的了。他曾经对Olga说过：「如果没有约菲医生的话，我们绝对不可能承受得起的。」
1974年5月8日，一位陌生人打了一通电话给他们，带来了一则让人震惊痛苦的消息：
约菲医生由于心脏病突发，与世长辞。死时享年五十。
杜 普 蕾 传 22
杜普蕾悲痛莫名，她觉得自己完全被遗弃在世上既黑暗又危险的一角，孤零而无助，只有面对着约菲医生时，她才能毫无顾忌地发泄她的怒气，透露出心中压抑已久的罪恶感，以及对那不可知未来的恐惧。她深信，没有任何人可以取代她的约菲医生。然而，不到24个小时，约菲医生的一位同事走进了她的生活，继续在未来的13年中，成为她精神上的支柱。
这位医生名叫亚当．李门坦尼，是一位心理分析医师。他是一位义裔犹太人，有贵族般的五官和强而稳健的谈吐。他那时已经年近60，身材高大，在他那一行中具有崇高的地位。他和约菲医生一样，都是佛洛依德学派的精神科医生，他说：「约菲去世之后，杜普蕾觉得自己已经彻底无望了。他对她关心，纯粹只是因为她本身缘故。她很感谢约菲和我都对她的音乐没有什么兴趣，不要她要为我们表演。我不想将她看成为什么特别的人物。这一点对我们之间关系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她需要别人拿她当作一个女人接纳，而不是一位音乐天才。她是一个真正真正的人。她敏感，容易受到伤害，渴望别人爱她。过去的成功曾带经给她掌声和别人的爱慕，但突然之间，这一切都不见了。
「她很容易就沮丧，以往，她用音乐来解决这个问题。每当她演奏艾尔加大提琴协奏曲时，眼中总是会噙着眼泪。她喜欢德弗札克的《寂静的森林》，因为此曲具有悲伤的气氛。舒伯的《死与少女》她也喜欢。大提琴一向都是她用来与自己内心接触的媒介。这是她身体的一部份，也是她自己的延伸。她爱观众，如同她爱她的大提琴一般。这两者相依相伴，没有了一样，另一样也会消失无踪的。我变成她所失去观众的代替者。我是她忠实的听众，只要有我在她身边，她就有了依靠。」
李门坦尼医生并不相信杜普蕾在患病以前生活有多么的艰苦，他说：「影响她的事情有两件：第一件是她的病，我们无法知道这病会在什么时候发作。再来，就是她的沮丧。那是在她不能演奏，生活上起了前所未有变化之后的事。」他认为心理治疗对罹患多重硬化症的人有所帮助。一些身体上的疾病，或与身心有关的状况，都会因为心理分析的介入而好转，像癌症乃至于爱滋病皆然。既然这样，多重硬化症有什么理由不会呢？虽然目前还没有任何的疗法可以使她或然痊愈，然而我仍觉得我们（为她看病的大夫们）无法治好她，因为我们的能力有限，无法再为她做更多的事情。我觉得除了帮她苟延残苟地活下去以外，并没有为她做过任何事情。」
「我一直都是一位不问问题的心理分析医师，我解析问题。起先，我的工作相当困难，因为我希望她能多配合一些。我很严格，不希望她沉默不语。自她与演奏绝缘之后，她失去了感情的寄托，因此必须寻求别的发泄管道。讲话就是一种方法。最初她并不习惯；后来，音乐从她的心灵逐步衰退之后，语言才流回到她的潜意识里。」
一星期为她作五次心理分析是不够的。「不做的时候，她会把要讲的话写下来，再拿来给我。她对我一无所知，可是她坚持喊我的意大利名字阿玛德奥。除她以外，没有别人这么叫我，这样让她觉得跟我亲近些。她和很多其它的病人一样把我理想化了。她认为我是世上最伟大的心理分析医师，是她的救命恩人。她需要感觉有人支撑着她继续战斗下去。」
1975年5月，纽约的洛克菲勒基金会正在进行一项为多重硬化症而设的试验性医疗性计画。杜普蕾的神经科医生里奥．兰格推荐她去就诊，结果该基金会接受了。她心不甘情不愿地去了，因为她一向都不喜欢长途旅行，尤其是搭乘飞机。病中的她极不愿意离开住所，即使在假日亦然。「启程那一刻情况真是可怕」，Olga回忆说：「她用臀部走下楼梯，然后他们把她送上车。有人帮她拿大提琴。罗德尼．弗兰德站在我旁边，他知道我在想什么，那就是一切都已终了，我们两人都这么想，一切都已终了。」
杜普蕾到了纽约之后，用一种兼具感性、坚定兼平静的语气，写信给克莉斯汀．纽兰。她在信中写着：研究人员正在检验多重硬化症和痲疹病毒之间是否有关连。杜普蕾和其它许多罹患多重硬化症的人一样，小时候都曾得过痲疹，但体内却从来没有对这种疾病产生过天然的抗体。研究人员认为，痲疹病毒始终留在体内，继续对病人造成损害，而多重硬化症就是其中一种损害。他们给予病人的试验性疗法乃是「把健康人的血液输给病人，希望它里面所含的抗体能够消灭病人体中的病毒。」杜普蕾说，这种疗法只对极少数的病人有效。截至写信的时候为止，她并未感受到这种疗法的效果。她说，虽然她现在身体的状况并不好，容易疲倦，心情却非常的好。事实上，她讲的一切都与实情悖离。克莉斯汀只是一个崇拜她的泛泛之交而已，她没有必要对她讲实话。真实的情况是：在她一生中，她从来没有如此凄惨与恐惧过。
李门坦尼医生说：「纽约之行，在杜普蕾的医疗历史上是一个里程碑。她虽然不情愿去，可是，如果你是贾桂琳．杜普蕾，别人就会尽他一切所能的医治你。他们觉得她必须尝试一切可能的医疗方法。她在那儿相当的孤立，医生和护士们只顾着忙进忙出，为她作各种不同的检验。没有人真正了解她的苦境何在，他们只把她当作一名慢性病人对待。她讨厌职业疗法。对她而言，对她最有用的非大提琴莫属。他们拿了一块皮革给她，看看妳能拿它做出什么？他们这种治疗的方法，真把她给气炸了。结果她做了一条大皮带，在上面刻上了艾尔加大提琴协奏曲的一段乐段，送给我当礼物。这就是她对这种事情的反应。」
经过了三个星期的检验之后，纽约的医生告诉杜普蕾，说她再也不可能走路了，又说这种病最后一定会影响到她的精神状态。李门坦尼相信她一直到这个时候，才敢真正面对她的病。他说：「她来纽约的时候，自己走上飞机又走下来。三个星期之后，却连走路都不行了。病情穾然间戏剧性的恶化起来了。医生并没有告诉她将不久于人世。后来她的医生告诉我，她之所以能够再活12年，完全是因为她求生意志支撑所然。」
当杜普听了这晴天霹雳的消息之后，她便动了立刻回家的念头。那时，她的弟弟皮尔斯正好也在纽约，于是，就把姊姊带回了伦敦。Olga相信杜普蕾一直到这时才明白，原来她所得的是绝症。杜普蕾的另一位医生李昂纳德．塞尔比和兰格及李门坦尼不断给予她希望。她憎恨纽约那些医生！他们居然一点情感都没有！难到他们不了解她是什么样的天才？她底要付出多少呢？杜普蕾告诉Olga：「他们居然对我如此的无礼！他们告诉我，说我最后会死在轮椅上！他们不应该这么讲的，是吗？」Olga说：「坐在轮椅上，总比不能行动要好，何况妳也不是第一个坐轮椅的人哪！」
自此以后，Olga一切都看得淡了，她说：「杜普蕾会对我说：『我今天好多了，我可以动得更灵活了』可是，我从来也没见她好过。塞尔比医生告诉我说，她的多重硬化症会一下子突然恶化起来，就像肺结核一样；她活不久了。不过，从那时起，她的病反而不再快速恶化，而是很慢，很慢，很慢地……」。
皮尔格林巷的那栋房子已经变成了一处障碍田径场，里面有许多既高且陡的阶梯，把杜普蕾困在房间里，就像囚犯坐牢一样。每逢吃饭或有客人来的时候，Olga就得把饭端到楼上给她和客人吃。杜普蕾在纽约的时候，曾经在偶然机会里认识了著名的舞蹈家戴姆．玛歌芳婷。她的先生是一个四肢麻痹的人，在武士桥有一栋三层楼高的房子。他们把这栋楼房改装过，好让男主人在屋内能够坐着轮椅行动。房子里有一个升降梯，可以载着人坐在轮椅上从楼上的卧房到楼下的客厅里去，另外，还有一个斜坡，人坐着轮椅，很容易便可以顺着这道斜坡滑到屋外的街上去。芳婷小姐和先生现在已经搬到别处，他们愿意把这个房子租给巴伦波因夫妇居住。巴伦波因很快就接受了她的这项好意。皮尔格林巷，四年前那么充满了光明前景的家园，现在却成了他希望的葬身之所。Olga和阿伊达俩人卖力地工作，终于在七月份把这栋房子布置妥当。这时的巴伦波因正在希腊。他们搬进2 Rutland Gardens Mews时，杜普蕾己开始坐轮椅了。
这个轮椅代表了她永远也好不了的事实。坐上了轮椅，她更难相信自己的病况不会每下愈况。她尝到了失去歌声及趐膀的鸟儿的恐慌和失望。坐上了轮椅，她的眼泪就像是决了堤的洪水一般涌流了出来。
对杜普蕾而言，失去了大提琴，已如折翼般的的痛楚，现在她又失去了双脚的机能，连过个正常人的生活都更加不可能了。她无法走路，不能拿零嘴吃，更无法做爱。过去她随心所欲、毫无规律的生活方式，如今基于医疗的考虑，凡事皆得井井有条。即使是生活中的琐事也得经过精细的规划。她得事事小心，每一个行动都得非常注意，原因是：即使她今天还可以写字、读书、穿衣、吃饭，但无人知道她明天依旧能否。她经过充份的休息之后，还能完成的一些简单工作，只要她微觉疲劳，便觉无能为力。这是病况发作的前兆，还是仅仅因为她疲劳了？
罹患多重硬化症的病人，需要勤于储存自己的精力。但这好不易才聚起来的精力，却在病人拿来对付心里上沉重压力的时候，一下子便丧失殆尽。保持一定程度的乐观，尽力不去担心或预想自己下一步会是么样更凄惨的境遇，可以有效地控制住病情。然而，这种努力要付出代价，譬如，为了减轻自己所感受的压力，病人绝不可怨人。这好象是要一个胖子强颜欢笑，或要一个残障的人以温柔或欢悦地接受他的命运。他们可能已经身陷于怒气、恐惧、悲哀和痛苦的泥沼中，被自怜的逆流缠住而无法自拔。可是在英国这么一个讲究礼貌的社会里，把心中的感受一五一十地讲出来，就好比掷杯在地上一样，是礼俗所不容许。而咒诅造物者，就像是拿起枕头奋力丢掷，除非你经得起别人的非议，否则也只有关起来做了。
多重硬化症的病人早已被人看作是得了安乐症（Euphoric）。所谓「安乐症」，指的是一个人会无端的高兴。有些多重硬化症的病人的确是有这种症状；不过，那也许是这疾病对他们身体上的摧残，或是神经系统受到的损害，导致他们衍生了此种情绪上的反应。佛洛依德曾经揭示过，过度热心可能是内心沮丧的掩饰。对多重硬化症的病人作了研究之后，结果发现病人典型的情绪，应该是沮丧，而非喜乐。不过，这些人也很快就从真实痛苦，或想象中的遭人遗弃中，学会了保护四周的人，使他们不会因为见他所受到遭遇而感觉尴尬，或见到自己身体健康而觉得亏欠，或害怕灾难也会临到自身而心生畏惧。总之，病人会觉得当前自己义无反顾的任务就是要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好安慰其它的人。身心健康的人需要幻想，人即使有了重度的残障，也可以过个完整又快乐的生活。海伦．凯勒直到77岁暮年，才公开道出了她一直假装自己虽是眼盲、耳聋、又哑吧，却仍然可以活得很好。杜普蕾的朋友需要她的笑脸，而她也就照着做了。
访客来看她，多半存着善意和满心的同情，可是他们愈是怕说错话，就愈把局面弄得尴尬，也愈加深了对杜普蕾的误会。这种情形与时加剧，终于，她觉得这些朋友们与自己愈来愈疏远了。不但朋友与自己愈离愈远，她觉得自己的身体也愈来愈和自己疏远，退化到婴儿的阶段，逼着她不得不倚赖别人。她对自己的认知愈来愈摆荡，愈来愈模糊。英国的文化鼓励人庄敬自强，特别是妇女辈，更是要有完美的身体。当杜普蕾想到自己在别人，尤其是男性（她自幼便受长辈的教导要取悦男性）的眼光中会是什么样子的时候，她的自尊心便萎缩，心里也生起了远离人群的念头。所有她的一切似已成了过眼云烟。
羞耻、罪恶、自怨自艾的魔鬼不会放过任何罹患慢性病的病人。人在怨恨己身病痛的同时，很容易也因此痛恨自己，觉得自己可耻。罪感是最狡滑的魔鬼。无辜的病人本能上会觉得病痛是上天的一种惩罚。罹患疾病，是因为他们获罪于天。杜普蕾和成千上万身罹绝症的人一样，脑中总是萦绕着一个解不开的问题：这病为什么会发生在我的身上？她对莉莎．威尔森透露出自己的一个秘密：小时候，她就一直就怕生病。莉莎．威尔森说：「她告诉我许多次，说她心里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恐惧，深怕自己虽有天纵之资，但亦易遭天妒。我记得有一次她告诉我，她小时候怎么看待大提琴：她把大提琴看作是一种神祇，具有强大力量的神祇，她是真的会屈膝敬拜的。她说得这么认真，可见并不是说说而已，而是真的把它当作一种图腾。我听她这么讲，心中不免讶异，因为这像极了精神分析师的语气。也许，她会这么讲，就是从她的分析师那儿学来的。」
她和李门坦尼医生一起检视着她生命的灭亡，挣扎着回顾那生命中已经失去的美好东西，和摆在前面的苦难，她的沮丧更加深了。她问莉莎，也问别的朋友，她是否应该自我了结生命。李门坦尼医生觉得她在沮丧的时候，人显得更加的真实，他说：「此时，我可以更接近她，沮丧而没有眼泪，努力了一番，才挤出眼泪。她比大家想的更沮丧。但这是不是她自然的反应呢？她的确想过要自杀，不过，如果有好的心理分析，是可以帮助她重获求生意志的。」
杜普蕾虽然怕死，但也想过是否有什么事情比死更可怕的？最后，她认定没有。
杜 普 蕾 传 23
医学界对多重硬化症己做过数以百计的试验性疗法。自从杜普蕾的病情公开之后，世界各地热心人士均提供了种种不同的建议治疗的方法给她。她试过很多种疗法，从针炙到服用大量的维他命，希望会有奇迹出现。有一种专为航天员设计的衣服，给她穿上并且充气之后就能站立。可是穿上这种衣服，看起来像一个机器人，所以她很快就没有再穿。类固醇是一种抗感染的强力药物，可以减缓这种病的恶化速度，但却会有副作用。她服用了这种药物之后，脸部浮肿，像个吹了气的粉红色大气球，头发也开始掉落。后来，她依照一位专家指示，每天把头发泡在白兰地酒里才停止了掉发。一位名叫葛利尔的医生调配了一种无剌激性但单调的食物，据称可以使病人摆脱轮椅站起来。杜普蕾整整吃了一年，结果什么效果也没有。
医学界一致认为，控制病情及尽量减少并发症，如尿道的感染，是如今对多重硬化症所能做的的事情。物理治疗是常用的疗法。就在杜普蕾结束了不幸的纽约之行，有人介绍她去看物理治疗医生索尼雅．科德雷。这位医生好象是上天赐给她的一次机缘。索尼雅说：「我第一次和她见面的时候，她坐在床上，手上织着东西。她织得很快，却非常生气，因为她费尽了努力，想要使她的手指灵活起来。我们同意试试看，结果一做就是七、八年。我每个星期都去Rutland Gardens三次。每次先花一个钟头做练习，讨论一下她的感觉，然后，我会跟她讲其它病人的故事，让她高兴。
「她会问我什么是多重硬化症。她说：『我的肌肉愈来愈无力，做这些练习会使它们强壮起来吗？』我说：『做了练习之后，妳就可以走路，不过，我无法让妳痊愈，只希望这能减缓病况恶化的速度。』给她一些模糊不清的答案并没有多大的意义。她喜欢我诚实地回答她的问题。如果我不知道，我就会替她去找答案。」
「很快，我就渐渐爱上了她。在那非凡的音乐天赋底下，她是这么一个可爱的女孩。她非常慷慨，每年我生日的时候，总会买些小礼物给我。我妹妹自杀身亡的时候，杜普蕾将一个她在俄国留学时，别人送给她的耶稣圣像转送给我，并且还附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紧紧握住它，并且时常摩擦它，它就会给你极大的安慰。』」
「杜普蕾和我努力练习。她知道如果不做，她的病情就会恶化。她很勤奋，一点都不嫌做练习无聊单调。我第一次见她的的时候，她已经有好一段时间没有走路了。我为她找了具支架，让学她习用这具支架走路。圣诞节的时候，她在巴伦波因和其它人面前用支架走路，心里真是高兴极了。当她的手臂还很管用的时候，她喜欢游泳。游泳可以给她一种自由感觉。不过，后来游泳超过她的体力所能负荷，于是便被迫停止不游了。
杜普蕾做物理治疗时不喜欢被打扰，唯有巴伦波因打电话来的时候，她才会暂时中断练习。这时，索尼雅就会悄悄地离开房间。她说：「我问过巴伦波因，不知他能否告诉我应该如何接近杜普蕾，以便我更能帮助她。他说：『我不知道，索尼雅，我实在爱莫能助。』」
「我想，基本上，我给她的是爱。我尽我所能地给她。她缺少爱，只要有人爱她，她就会像海绵一样，把别人的爱吸收进去，再多也不满足。她成长的时候，就像一株只有一根主干的植物一样，而这根主干被人给砍掉了。别人像是叶繁茂的树干，正准备开花结果，杜普蕾则倒像是被砍断的主干，不断的流着血。我一直希望她多出去走走，展开双翼，我要让她感觉到生命是不断延续着的，因此她也有可以付出的东西。」
多重硬化症者那日以继夜的压力，和不可预知的未来，是大多数的婚姻所承受不了的。痛苦并不会使人在一起，只会将他们活生生地拆散。当夫妻间的关系已经扭曲到无法挽回的地步时，很少作妻子的（作丈夫的更少）会愿意留在配偶身边。
表面上看来，杜普蕾的婚姻是可以维持下去的，而事实上，它终究会成为巴伦波因矛盾和自责的根源，也会变成杜普蕾的羞辱。她那日益加深的脆弱、自责（自己成为别人的重担）、性生活上无法满足丈夫需求的羞耻，以及害怕遭人遗弃的恐惧，在在都让她缺乏安全感。巴伦波因则受制于一种极大的无力感，以及因为过去所犯下的过错所生的自责，如今则为在他挚爱的妻子和他最爱的事业之间做抉择而痛苦。
1974年，原来担任巴黎管弦乐团的艺术总监萧堤（Sir Georg Solti）辞职，该团有意邀请巴伦波因担任这项职务。这么多年来，他在音乐事业上努力，已经不能再满足于做个客席指挥，而想需要有一个固定的乐团。他若担任这个乐团的指挥，一年就得待在巴黎20个星期。好在巴黎和伦敦还算蛮近的，他可以每两个星期回来看杜普蕾，其它的时间则在巴黎忙着自己的事业。这似乎是合理的折衷办法了，而在杜普蕾的鼓励下，他接受了该乐团的邀请。
他们的婚姻并没有到新闻界所描绘的那般浪漫，但杜普蕾也的确拥有过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在她的病尚未发作以前，虽然她不够成熟，他则太过专注于自己的事业，而且生活压力也着实太大，但他们甜蜜的爱情也还经得起这种种负面因素的考验。杜普蕾并不对丈夫抱着过份的奢望，不过她非常崇拜他。他来看她或打电话来，往往就是她生活中最大的安慰。不过，她也不能单单独守空闺等待。渐渐地，原本打算从此深居不出的她，也经不住孤寂的煎熬，转而请求友情的慰藉。克里斯托弗．纽朋的太太戴安娜是杜普蕾的至友，最常来看她。莉莎．威尔森一个星期来Rutland Gardens两次找她聊天，为她读诗，有时也拉大提琴给她听。杜普蕾说她喜欢听这位朋友拉琴。杜普蕾也会不定期为凯特．比尔和另一位朋友，当时任职于英国室内乐团的乔安娜．米尔霍兰上大提琴课。当巴伦波因在伦敦的时候，Olga会特别下厨展现她在烹调上的绝艺，让宾客们在享受音乐的美筵之余，也同时饱餐她所作的可口菜肴。友情的滋润在杜普蕾与世隔绝的日子里，确为实她平添了不少的慰藉。
慢性疾病的调适，是病人毕生的功课。每遭遇一次健康上的改变，杜普蕾就必须在生死之间重作一次抉择。她可能永远也无法从自己得病时的惊悸中复原过来；并且沮丧和绝望也许就此长伴她的渡过余年，但即使四肢痲痹了，她的心灵却仍然活泼，仍然好奇。别人一再拿她的病作为谈论的题材，也开始无可避免地使她烦燥了起来。虽然病痛限制了她选择的范围，可是并未剥夺走她的自由的意志；她仍然主宰着自己的态度和看法。她可以依自己的选择去爱别人、宽恕别人、接受别人或拒绝别人；隐藏或是现身于众人之前。 她或许永远也无法泰然面对自己的病痛，可是当她一离开了病榻，再一步一步，半怀试探，半怀恐惧地踏进一个陌生而又诡诈的地方（一个坐轮椅的人眼中，属于四肢健全的的地方），她的病痛所带给她的伤害，就有可能逐渐地减轻了。
一个困坐轮椅的人是别人眼中的可怜虫，也是并不为人所喜爱的备用品。任何时刻，只要你看见了一个人坐着轮椅，你就好象又体会了一次「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句话里的涵义。在这个大家投寄同情的小型监牢里，人成为大注视的焦点、回闭的对象、巴结的目标。旁人有的视若无睹，有的浑然不觉，有的则自动对轮椅中人的未来提出各种最坏也最详尽的预测。设若轮椅中坐的是一位名人，那么，众人的反应则又将更变本加厉。为了要预备自己的重现江湖，杜普蕾必须动员连她自己都不曾怀疑的资源。她所将付出的代价，除了那些已经付出过的外，没有人预料得到会大到什么程度。
1975年10月，玛歌芳婷推着杜普蕾的轮椅，莅临柯芬园的Crush Bar，参加一个为芳婷所举行的宴会。从那时开始，到她逝世前几个星期，杜普蕾只要健康情况允许，总不避开公开的露面。她的露面，展示了相当程度的尊严和勇气。即使她一个音符从没演奏过，她的这份尊严和勇气仍获得大家的尊敬。不论她的身体有什么残障，那坐在轮椅上的仍是一位举世少见、面露微笑的可人儿。
杜 普 蕾 传 24
1976年1月，爱丁堡公爵在白金汉宫颁发英国帝国勋章(OBE)给杜普蕾，这份荣耀和赞誉使她那消沉已久的斗志再度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曾经有三年的时间她拒绝外界一切的采访，而如今她终于肯在公开场合侃侃而谈她的病。她接受BBC电台「今夜」节目的访问，向观众道出她对未来的恐惧，以及如何努力对抗病痛，期盼能重新建立起自己的信心。她用一种混合着常识和虚张的勇气，面对镜头说道：「我终于明白，重新站起来是我自己的责任。我必须要走下病床。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就可以享受人生。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我去做呢！」
第二个月，她在节日厅露面。观众见她到场，纷纷起立，鼓掌之声不绝于耳。虽然她不再演奏，却依然虏获了观众的热情。这一次集会是年轻人为了「多重硬化症社团」而发起的一次盛会。他们为这次运动起了一个名字，叫「CRACK」，意思就是说，他们期盼在不久的将来，人类会粉碎这种令人全身瘫痪的疾病。这个运动的兴起，起源于另一位罹患多重硬化症的年轻女孩；她的名字叫作Nicole Davoud，其病征与杜普蕾相似，早期的病情飘忽不定，使她以为自己神智错乱。她想借着「CRACK」来驱散绝望的阴影以及环绕在多重硬化症四周的阴霾。许多人把多重硬化症与肌肉的营养失调混为一谈。她要藉此让大家知道，「得了多重硬化症并不就等于与死神接吻，一个病人仍然可以勇敢地面对它，活得充实，活得有尊严。」
杜普蕾自从得病之后，到现在才遇见同病相怜的人。她向多重硬化症的患者演讲。观众之中有很多是坐着轮椅的患者，有的则是全副武装的采访记者。她说：「我已实现了人生的目标，今生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我受尽大家的宠爱，也享尽人生的光采。虽然感伤于自己再也不能演奏，但我还是能够把一己之长传授给别人。生病之后，我和我先生更亲密了。」她谈到了对生命的再省思，谈到她找寻新的活动：包括教大提琴，做宝石和珠子项链，去听音乐会，以及「记下病中种种经历。生命可以从轮椅开始，必须从轮椅开始，也必定能从轮椅开始。有时候，当我听到我的学生拉琴，我就会对自己说：『他妈的！我也希望我能拉琴。』但我也明白，自己已经活得非常光采了，因为我在年幼的时候，就已经显出音乐的天份；长大之后，又拥有过一段充满音乐的生活。」她说她仍然想拉琴，「因为我觉得这是很好的运动，不过现在声音真是难听极了。我无法感觉出自己拉的是哪一根弦，所以根本不知道自己拉的是什么音。我的感觉可能会恢复，可是我并不急着要抓住它，而把它当作我最后一线希望。这种病至今仍是个谜。我仍然年轻，也许经过医学界的努力研究，有朝一日终会找出医治的办法。」
疾病本身虽然并不值得夸耀，讽剌的是，它却引起了大众的注意，并进而去研究，那么病人即使再不幸，还是与有荣焉了。杜普蕾不但把这种荣耀人格化，而且也触动了人的心灵。她在无意之间，或者根本还全然不了解病症的起因时，以坦诚的胸怀道出了自己得病的经历，为这看不见、摸不透的病加上了一层人的形象。借着她在节日厅里演出的这一出「独幕戏」，她成为同是受困于神秘面纱的多重硬化症病人眼中的女英雄。
虽然如今她扮演了新的角色，却始终没有真正安适于这个角色。有些病人彼此交换经验而获得安慰和鼓励，但对杜普蕾来说，若不是借着音乐，她是不容易与人沟通的。虽然也有同样病症的人可兹连络，但那并不能减轻心中的隔离感。她还是希望自己仍是个有用的人。接着的几个月，她收到了数以百计的信件，有些是出自于寂寞的心灵，有些则表达了钦佩和鼓励。她虽然行动不便，但还是竭尽所能地回了大部份信件。当手指不听脑子的使唤时，她就改用打字机。那些没回的信，都是些无聊的信，这其中有人预测她会在34岁那一年离世，又有人预测她眼睛会瞎掉、耳聋、精神错乱。
结束了自我放逐的生活之后，她重现于大众面前，接受了自己所能应付的所有邀请。七月间，她坐在轮椅上，由巴伦波因推着，登上了亚伯特厅的舞台，参加她瘫痪之后，坐在轮椅上的第一次音乐活动。这一次音乐活动是为了庆祝哈洛．霍尔特公司成立一百周年而特别举办的。在李欧波得．莫扎特的《玩具》交响曲里，她负责敲边鼓，敲得不亦乐乎，嬴得在场观众热烈的鼓掌叫好。同年夏天，她也为BBC公司拍摄一段长达40分钟的生活纪录片。这部影片的片名沿用了她在影片里讲过的一句话：「我真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不过，她后来非常后悔自己曾经说过这句话。她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她在叙述自己在演艺生涯中，所曾经达到的成就。不过，它后来却被人误解为她对自己的命运有超乎凡人的接受力。
这部影片以克里斯托弗．纽朋所写的《贾桂琳．杜普蕾》为脚本，并且加上她自己最近对于病情所说的一些话和她对该病的反应。对于那些从来还没有体会过文字能够引起共鸣的人而言，她的话可说是肺腑之言了。她说：「你想要分析各种症状，并且要如拿着显微镜般观察它们的进展。我也想做，可是做不到。一个人很难面对床上的自己，你也很难看着自己所亲爱的人受到这种悲惨的折磨。如果一个人非得依靠他人而活，那才真是可怕。有时候，一想到这些，我就会怒不可遏。」她说她希望那最可怕的时光、无用和绝望的感觉都已经远离她而去。她说：「一个人若是碰上了这种事，必会陷入意志消沉的地步。但现在我已不再像以前那样消沉了。平常，我虽不是天天喜上眉梢，但总也保持着愉悦的心情，再也不像以往那么恐惧。我自认自己已渡过了最黑暗与痛苦的时期，一定有能力再承受任何困难。我也知道周遭有不少坚定、关心我的朋友，我不会再孤独了。」
问道她是否还想演奏时，她说她已无法再操弓和运指了。她说：「我所拉出来的声音，连我自己的耳朵都不屑听到。不过，我还是喜欢握着大提琴的那种感觉。」偶尔和她一起演奏的威廉．普力兹，觉得她在心灵上有一种很奇特的特质。这种特质「包含一种很深的情绪和动机，几乎和你所听闻的声音一点关系也没有。犹如和一位功力深厚的演员同处一室，而他并没有在舞台上表演。他的嗓音很粗，并对你说了一些话，或念了一些东西给你听，让你感觉到他的这种特质……这种强度。」
她的情况相当地稳定，虽然没有人可以确知这种情况能维持多久，她还是利用这段「缓刑期」不断地接受各方邀约。每天下午和晚上都有访客要见她。她去音乐会或聆赏歌剧的时候，都会在散场之后邀请大家到Rutland Gardens吃饭。帕尔曼、祖克曼和其它朋友到了伦敦时也会来看她。Olga算过，她每个星期要做55个人吃的饭，她说：「我告诉巴伦波因，说我实在是累死了，再也应付不了！」他回答：「妳说的没错，我会告诉她的。」他果真告诉她，结果，有一个星期之久，他们的客人少了许多。
残障之人看自己的问题，经常混入一些常见的错误观念，以为自己是性无能。这种种问题，看在旁观者眼里，会以为他们对性爱产生焦虑的心里。杜普蕾为了要展现出自己的性能力还是那么旺盛，会特别穿些表现女性体态的衣服。她一直喜欢买东西，特别是去哈洛斯购物。现在，她更趁邻近之便，经常光顾邻近的一家「杂货店」，以满足购衣的欲望。Olga说：「她每个星期单单在衣服和鞋子上，就得花上五百英磅。阿伊达问过我：『她连路都不能走了，干么还买那么多的鞋子啊？』我说也许她认为有一天她会用得着吧！」
克莱芙．芭达是一位摄影师，也是杜普蕾的朋友。她说：「杜普蕾刚陷于瘫痪的时候，我想，任何人，包括她自己，都会觉得自己遭遇这种凄惨的变故后，应该以金钱来购买实质上慰藉。因此，有一段时期，她便疯狂地购物。她会穿金戴银，光顾所有的高级商店。她常购买美丽精巧的皮包、皮靴。我们经常出去吃馆子，和巴伦波因一起去Mr. Chow或Gaylord 餐厅吃饭，每次总是酒足饭饱，方始尽兴而归。」
罗西．芭达说：「如果你提议外出旅行，她一定说好。当我们去听音乐时，她都显得神采奕奕，每一个人都盯着她看。我们带她去听费雪迪斯考唱歌，听完之后一回到Rutland Gardens Mews，家中的电话铃就响了。是费雪迪斯考打来的。他说他在休息室里没看到杜普蕾，又说她会去听他的演唱，他是多么的受宠若惊。她就是这么受人喜爱。」
1976年11月，芭达夫妇开车载杜普蕾和Olga去葛罗伊顿参加巴伦波因在Fairfield厅所指挥的一场演奏会。音乐会之后，罗西把车开出停车场，杜普蕾坐在前座她的身边；巴伦波因、克莱芙和Olga则挤在后座。车子正开动的时候，不知从何方闪出了另一辆车，高速朝他们的座车撞了过来。他们的车子经此一撞之后，竟然翻了过来。杜普蕾系上了安全带，倒栽在座位上。她没有受伤，可是吓得面无血色。杜普蕾的轮椅折叠了起来，压断了Olga一根锁骨和五根肋骨。最后，Olga被送进了医院，杜普蕾送了满室的鲜花以及老周餐馆(Mr. Chow)作的糖醋排骨给她。第二次，这两对夫妇一起外出时，巴伦波因提议：「我们为什么不直接去圣约翰医院，然后再去餐馆？」
杜普蕾患病之后的头三年，每一年要换两名护士。这些护士里，有的比较善解人意，会讨病人的欢心；有的只是每天做着例行的公事。有的无法应付杜普蕾在病重时情绪上的起伏涨落，其中有一人还因此患了神经衰弱的症状。这些护士成天要照顾杜普蕾做很多活动，陪着她游历伦敦，经常扶她上下轮椅。不但如此，就算在家里面，要推着她进出那小型的升降梯也非易事。随着她逐渐丧失自己行动的能力之际，要推她升升降降，不但益显困难，而且也更危险。伦敦为轮椅专门设有行进步道的剧院和音乐厅、电影院可说是少之又少。有几次，随行的朋友想要连椅带人一起背上飞机或楼梯，结果却搞得人仰马翻，狼狈不堪；甚至有几次还在家里出了意外，倒霉的Olga有一次为了把她从厕所的地板上扶起来，自己还得了严重的疝气（脱肠）呢！
每个礼拜有五天，杜普蕾得由别人开车送她去Upper Wimpole 街，到李门唐尼医生的诊所求诊。这位心理分析师为杜普蕾治疗，总觉得自己责任艰巨。他说：「只要我出门渡假，不论时间长短，她都会生出一些新的症状，或是故态复萌，搞得我连渡假都不得安心，还得回去，看看她是否眼睛有问题，还是有其它什么地方不对劲。最后，我实在不耐烦了，便对她说：『如果妳再病发，我就不再回来了。』她听我这么讲，心里很害怕，不过她从此没有再复发了。」
李门唐尼医生相信他的治疗只是减缓了杜普蕾病况加重的过程，并无法得到实际的效果。他认为她在接受了长期的治疗后，至终还有能力迁怒于她的几位医生（包括他自己，她的一般医科医生，以及她的神经科医生），怪他们没有把她给医好。他说：「她最后还是承认了是我们让她死定了，终于接受我们并不是这么完美的事实。」杜普蕾心里生气，但从不见泪水，也不大声叫骂。这么多年来，即使她心里再不快乐，表面上都还是用微笑来压抑着情绪。可是内心深处她那想要叫喊的冲动，别人若是知道，是会鼻酸的。
李门唐尼了解她之所以长期要人日以继夜陪在她身边的原因：「音乐随时都在她脑海中盘旋着，往往一首曲子萦绕在她的心中，就是好几天的时间，挥之不去，去而复来。她无法摆脱这种羁绊。唯一获得解脱的方法就是拿起大提琴，让脑海中的旋律借着琴弦流泻出来。她曾说她无时无刻不受到音乐的折磨；不过说的时候，她用的是一种亲匿的口吻。我不知道这对她而言是好是坏，但这确实是她需要人陪她的原因，因为只要有人在，才能把她的心思从音乐上引开。」
「她一直不断复习着对乐曲的诠释。她对演奏要求极为严格。心里一直想着，如果能够再演奏一次相同的曲子，她会怎么去做。她录这些曲子的时候，还非常年轻。我认识她这么多年里头，她只坚持要我陪她听一首曲子，那就是德弗札克的《寂静的森林》（这首曲子原本是为大提琴和钢琴写的二重奏，后来由原作者改编成为大提琴和管弦乐的作品）。她搬到武士桥后，我有一次去那儿看她。她要我播放这张唱片，和她一块儿听。我通常都不听她的音乐，只允许她在治疗的时候用上音乐。她会跟我谈一些在她心里萦绕不歇的乐章，以及这些乐章带给她的感受。这样，你可以了解她在被迫与音乐绝缘之后，心中受到的挫折了。」
「就这么日复一日，我渐渐喜欢上了音乐，并且也对它逐渐熟悉了起来。有一次，我嘴里还轻轻哼了两声。大概所有的分析师都会有这种不经意的习惯。她听了就说：『这是F，B。难听死了。』我回家之后，查了我自己的音乐辞典，里面说：Diabolus in musica，意思是音乐里的魔鬼。」（这是拉丁文，原意指的是两个很难合在一起唱出来的音符，声乐曲里通常都避免去唱它们；在中古时代，这会让人联想到魔鬼，因此是明令禁止使用的音符。）
生病的头三年，她很少对朋友提到她的大提琴和她的演奏，每次她只要一听到自己以前灌录的唱片，都不禁难过得落泪。罗西．芭达记得，有一次她想当着杜普蕾的面播放她以前的唱片，杜普蕾却说不要，原因是「因为当时我演奏得并不很好，而且听了我会伤心。过一阵子，我一定会好起来，现在我实在不想听」在1976年，EMI头一次一口气就发行了她的两张唱片：那是和巴伦波因一起演奏的贝多芬大提琴奏鸣曲（爱丁堡音乐节的现场演奏）；以及和巴伦波因在卡内基厅的艾尔加大提琴协奏曲现场录音。这两次录音都完成于1970年，完全听不出她有任何生病的迹象。唯一让听众不得不作如是想的，虽然现场的演奏录音总不如在录音室的好，然而EMI已经不愿意再等待更好的录音机会，因为他们已经不再期待她会康复。这两张唱片的发行，再加上她的病情丝毫没有起色，似乎已经告她，那令她魂萦梦系的大提琴，已经一去再也不复返了。
这份用意她不难了解，但也因此引发了一个危机。她用来解决这个危机的方式有两种：其一，她明白了以前灌录的唱片是她在音乐上的见证，而且是唯一的见证。因此，她渴望听到这些唱片，并且永远只听这些唱片。虽然她日思夜想用不同的方式重新诠释这些乐曲，然而听了这些录音时，她依然彷佛便置身于当日的情景中。这些录音向她作了一个保证，保证她已经灌录的音乐，是不会磨灭掉的。其二，她决定了，如果自己无法再演奏，她还是可以教琴。教学生拉琴，虽不就等于自己演奏，但至少也还是间接的创作，而且还可在她空虚的生活中发挥点补缀的功用
演奏令人浑然忘我，进入一个世外桃源，有如羽化登仙、遗世独立，快乐无比。
当贾桂琳．杜普蕾拉大提琴的时候，她完全认清自我。从五岁开始，大提琴便已成为她的莫逆之交、玩伴、休憩之所和避风港；它是一处从不让人失望的慰藉泉源，也是一个表达深邃情感的管道。每当大提琴声悠悠扬起时，她既能浑然忘我，同时又找到了自我。这不但让她肯定了自己，这更是生命、本质，与她的生活。不过自17岁起，她就开始思索：「我不演奏大提琴的时候，我到底是谁？」有一阵子，她把大提琴束之高阁，努力思考着这个问题。结果找不到答案，于是她只好继续从事那不凡的演奏生涯。
十年以后，她逐渐丧失了手指的知觉，连大夫都无法从病理上找到原因，她只好求助于心理分析师，经过两年才确定是身体出了毛病。她罹患了多重硬化症（Multiple Sclerosis），这种疾病不但穷凶恶极，而且无从确实掌握，可说根本无药可医。她持续接受心理分析，而「我是谁？」这个问题也显得益发重要。虽然心理分析治疗一直持续到她离世为止（纵使最后仅作一些象征性的治疗），杜普蕾始终还是无法解开这个迷题，病痛和大提琴的遗失这双重打击似乎已经把一个非常重要的管道给堵塞住，使她找不着答案。
悲剧的多寡并不能换算成数字，杜普蕾的损失也是无法计算的。1982年夏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几乎已经失去了所有的一切。而在此之前九年，她举行了一场糟到不能再糟的告别演奏会。自此她的手脚相继失去控制能力，最后，浑身上下都不听使唤。她张目所见都是双重影像，头一直严重地颤抖，使她无法专心看书和看电视，日常生活起居均由特别看护、厨子和司机照顾，生活圈子亦局限于病床与轮椅，婚姻对她来说几乎只变成一张饭票而已。她既无法打电话，亦无法自己吞食，讲起话来困难重重，除了思考之外，她甚至连移动一下身子的能力都没有。她非常无奈地固守着那受挫与卑微的孤立生活。
小时候杜普蕾就因天赋异秉而与人疏离，长大后虽然到处旅行，生活却仍然局限于极其孤立的演奏世界。现在她身处于逐渐冷酷萎缩的病痛中，她原先是大家心目中的玉女，拥有神话故事般的事业，以及故事书里才找得到的白马王子，可是，这些往日的荣耀和幸福，现在都已经被一个悲剧女英雄的角色给掩盖了。这位悲剧女英雄现在正勇敢地面对乖违的命运，没有丝毫的怨悔。她的朋友称她为「笑娃」，连为她做心理分析的医师听了都不禁讶然。如果仅仅为了捏造一个不朽的故事，就把她塑造成一位超凡入圣的完人，那么，无论对她，或是对身受同样痛苦的病人都是极大的伤害。相反的，即使我们说她在晚年的确有过怨言，其实亦无损她的那份勇敢。她常感激上天赐给她的天赋及机会；但也常向上苍诉说着自己的苦境（虽然没有任何响应）。她说，父母从未爱过她，兄弟姊妹们恨她；终年的练习和演奏，剥夺了她的童年与友谊。在她极度渴望爱的时候，所得到的却是人们的赞赏；所以当她一有机会，就会毫不吝惜的付出她的爱心。
1982年之后，在她的生活中就只剩心理分析师亚当．李门唐尼和护士露丝．安．康宁还和她保持着固定的关系。老朋友的友谊固然不变，可是却少有时间和精力去探望她。她的双亲亦很少来看她，姊姊和弟弟则一直到她去世前一个星期才去探视她。
写这本书的时候，很多从小便认识但后来又与她失去连系的人，告诉我他们多么后悔没有在得知她病后再与她接触。他们说不愿意打扰她的生活，又觉得她已经迁移到一个不同的世界，而这个世界中的人和他们有着极大隔阂。可是，他们却没有想到，这种错误的假设却造成杜普蕾天天恐惧面对空虚的夜晚，有时甚至没命地打电话，用着几乎是乞求的口吻，哀求着他们来看她。
空虚的杜普蕾，经常有一大堆人去看她。通常这些人会去看她是基于好奇心，或是慑于她的名气，或是另有不可告人的隐情。每当有人捐钱给她的时候，她总是接受。有一晚，一位颇负盛名的苏格兰籍心理医生不请自来地去造访她，在喝了很多白兰地之后，开始大肆咆哮着，说她的情况带给他多么大的痛苦。在未征求她的同意下，他给了她临别一吻。我也曾见过一位有头有脸的英国人，醉醺醺地跑来告诉她，说她会得此病乃因前世所造的孽，又告诉她，他认识一位专靠信心医病的人，能使她起来行走。我还见过有人对她面露喜色，说话的时候，把她当作心爱的宠物一样，又拍又搂；不过最遭糕的恐怕就是有人拒绝听她诉苦，并且骂她使用不当的语言，让他们听了不舒服，或在她想要倾诉自己的绝望时却自顾自的谈笑风生。
在一个炎炎夏日的下午时分，我首度与杜普蕾见面。那一天，她的一位学生邀我一同去上课。她带我到一栋座落于武士桥的寓所（靠近哈洛斯）。这栋白色房子四周是庭院，庭院中长满了花叶盛开的植物，在宽敞的起居室（兼餐厅）里，壁板虽然镶着暗色的桃花心木，却因室内的印花织品、鲜花和窗外射进来的阳光而显得格外明亮。大提琴琴箱欲语还休地倚偎在墙上，旁边则是一台闪闪发光的钢琴，上面挂着一幅艾尔加愁眉不展的照片。房间里，杜普蕾笔直地坐在套着绿色天鹅绒的轮椅上。她金黄色的美发垂肩而下；她的脸庞轮廓鲜明，呈四方形；皮肤粗糙，面色红润如玫瑰一般；她的牙齿泛黄，且形状弯曲，可是笑起来却充满光采。37岁的她，看起来不像少妇，倒像个少女。她有一双清澈透明的蓝眼睛，淡黄色的睫毛，两眼各自溜转着。她的眼光朝我这儿转了过来，我紧张地问她应该坐在哪里。她只简单地说了一声：「坐」，就开始上课了。
这位学生叫玛西亚．西文，由圣地亚哥交响乐团请假来此上课。她告诉我杜普蕾是一位充满灵感、很能启发人的老师，特别精于对乐曲的诠释。杜普蕾每吐一个字就要费许多力气，说话非常吃力，音调很低。她不时地清着喉咙，那种频率恰似钟表的滴答声。她的话很有建设性，如「试试这样，试试那样，再多一点拉弓，多一些的陈述。」不但有耐性，又富幽默感。强烈的颤抖使她的右手不时前后摆动着，咚咚地敲着自己的肚子。玛西亚演奏一个慢板乐章时，杜普蕾的手就在空中前后摆动做出模仿运弓的拙劣动作。她会用一种让人觉得不寒而栗的语调道出她的不赞同：「声音听起来混着不清！」或「含蓄些！」
上课的时候，大家好几次紧张的笑了出来。课上完后，杜普蕾问我们想不想听她的「新」唱片。这是收集自她十几岁时所录制的小品，她对于EMI唱片公司重新发行这张唱片非常感动。对于布鲁赫的《晚祷》，她说：「多么纯洁的曲子啊！这是我在入籍为犹太人以前录制的。我那时还不知道犹太人是什么，对我而言，那只是圣经上的一个名词而已。」她告诉我们，她之所以会录它，只是因为她的老师是犹太人。他称这首曲子为「犹太人的故事」。我们又听了圣桑《动物狂欢节》中的《天鹅》、舒曼的《幻想曲》和佛瑞的《悲歌》。玛西亚听了之后喃喃低语：「好悲伤啊！」杜普蕾：「这是首挽歌，悲哀是应该的。佛瑞在朋友去逝后写了这首曲子。他很幸运，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的感情。」
每放一首曲子，她就问道：「还好吗？有没有什么不好的？」我们向她保证每一首都精彩绝伦；接着她再问我们喜不喜欢听她在1970年与他的先生丹尼尔．巴伦波因合录的艾尔加《大提琴协奏曲》。「这是我的天鹅之歌，」她面带忧色的说着；「可是，那时我并不知道。」与她一起听使她绞心的曲子，可说是分尝她深沉而又无尽的悲哀。她说：「大提琴的音色听起来就像是人在哭泣一样，每当我听到这首曲子的慢板乐章时，心总会被撕成碎片……，它好象是凝结的泪珠一样。」1975年之后，她就算想哭，也都没法哭了。
杜普蕾那天的精神很好，她要求玛西亚从她的手提袋中拿出一封信来，并请她为自己读信。写信的人是查尔斯王子。查尔斯王子自己一度也拉大提琴，对她极为崇仰。信的开头写着：「请你原谅我用打字的方式写这封信给你」接着就用充满感性的语气，谢谢她祝贺威廉王子的诞生。她说她要把这封信收起来，这是查尔斯王子所写给她的第四封信。王子曾经来过这里与她共进晚餐，她也去过白金汉宫，接受OBE封衔。最后，她要玛西亚为她读一篇由恩赖特所写的诗。这一首诗后来我也常常读给她听，自己都会背了。诗是这样写的：
给与我们这个夜晚
佛洛依德的艺术在天堂
给予我们夜晚的象征
让我们梦见蟒蛇与杯子
你们并不知道是什么
全能的佛洛依德！夜与昼的主宰
赐与我们不会被误解的梦
带领我们脱离现实
将我们从知觉中释放，从蛊惑中苏醒
在毫无知觉下，让我们清醒
只有欢乐与骄傲，没有恐惧与焦急
噢！仁慈的佛洛依德
多么可敬的名字
让夜晚比白昼更多彩
临走前，我一时冲动，脱口问了杜普蕾是否要我再去看她，并且读书给她听。大出我意料之外，她居然答应了！我想她也许要我读些她以前所喜爱的书，她说：「我从来不读书的，由妳来决定好了。」经过几次之后，我看得出她要的并不是有人读书给她听，而是希望有人陪伴她打发时间。虽然我的背景与所学与她相差十万八千里，不过时间我还有。很久以前，我曾拉过一阵子大提琴，那时候我的身高还没它高呢！可是，我对古典音乐的孤陋寡闻，恰似杜普蕾对写作的涉猎程度。写作是我一生中最主要的课题，就像古典音乐是她生命的重心一样。我弄不懂赋格和练习曲之间有什么不同；而她说她从没有听过《飘》这本书，也没有听过保罗．纽曼、查理．派克等人。可是我却发现我们对于语言都有好奇心，也都喜欢听一些荒谬怪诞的事。我们对虚伪、自负以及持有偏见的人都没有耐心。杜普蕾对于结婚时入籍为犹太人与她的大夫和大多数的朋友都是犹太人的事实，感到格外的骄傲。她说她的母亲是一位反犹太人的基督徒，而我的母亲则是一位反犹太人的犹太人。
多重硬化症有时会有一种温和的征候，那就是「临床欣快症」，杜普蕾称这种症状叫作格格地笑（Giggleitis）。你很容易就可以逗她笑，而且她一笑，你也会很开心。她喜欢听黄色笑话，愈是露骨她愈开心。她喜欢玩，最喜欢的一位玩伴是一位名叫爱德华．福克斯的演员。有一天晚上，这位老兄上气不接下气地跑来。一进门，他就忙不迭地道歉，原因是「我们91岁的邻居戴安娜．库柏女士发生了危险」，听了他这么讲，杜普蕾紧接着说：「她的父亲死了？」幽默感是她很有效的一道防线与放松心情的良方，如果她哭不出来，至少还能笑。不过，在她自觉病情无望的时候，她也会沮丧。她会自问：「我怎能受得了呢？」 就在这个时候，我们之间原本不太可能产生的友谊也就形成了。
我初见杜普蕾的时候，在伦敦很少有熟人。就连我自己都想不透，我竟会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一待就超过数个月。一季接着一季过去了，工作也上了轨道，可是初到英国的新鲜感却愈来愈淡。我告诉杜普蕾，我愈来愈想念孩子，她说：「我会成为妳的孩子。」由于我打算离开这儿，于是便开始物色接替我的人选。虽然找了几位，最后还是延后了归期，并且留了下来。
每当我告诉杜普蕾我的工作进度时，她总是会问：「妳为什么不写写我呢？」我诚心诚意地告诉她，要写给她实在是太困难了。1986年底，我终于离开了伦敦。我想，离开对她来讲是好的。可是回到加州之后，我始终对她无法忘怀。后来当我回到伦敦告诉她愿意为她写传记时，她高兴极了。1987年十月她去世时，这本书已经快要付梓了。
这本书能够出版，我要感谢许多人（超过佰人）的倾囊相助。他们诚恳地道出了杜普蕾对于他们的重要性，有时还表达了自己的内疚和悔意。还有人基于「她已经不再是她自己」的理由而拒绝合作，这些人认为杜普蕾可供人怀念之处应该仅止于她的音乐。如果我所认识的杜普蕾不是她真正的自己，那么她又是谁呢？同时，如果我们说，只有她所专执的音乐演奏才是我们所该纪念的，那么我们就会抹去她生活中超过三分之一的部份，而这些部份又曾经深深地影响过许多的陌生人、学生与朋友。
杜普蕾慷慨、明朗，有着绝世的天赋与宽阔的心胸，并且自始至终从未改变。早先有人告诉她，说她的内心深处有着别人所无法接受的情感，她就用笑容来掩饰，可是笑容的背后却有着一个复杂、不为人所知、而又自相矛盾的性格；其中有些地方，即使她本人也无法穿破藩篱而一窥究竟。不过，从杜普蕾和许多曾经观察过她、了解她，且在她的一生中扮演过不同角色的众人中，我也获知了大部。渐渐地，它就像是一张正在显影的照片，所有的景像都一一浮现出来。
好长，慢慢看。
好长，慢慢看。
顶 杜姐姐应该有很多人喜欢呀 怎么没人顶
以为是杜雷斯传呢,呵呵
杜普蕾我认为在演奏领域内的地位,远远超过了穆特.
我认为她可以说是一代大师级的人物.和阿格丽姬齐肩.
对某些作品的诠释,令罗氏不得不叹服.
可惜了!
每当听到埃尔加大提琴协奏曲,我都被她的琴音感动.
愿她在天之灵感受到我们对她永远的爱!!!
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