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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yukuai11 于 2013-6-2 20:16 编辑邵坦中的写意花鸟画
文/韩少玄
一
吴冠中说过，一百个齐白石也比不上一个鲁迅。当然，若以文化价值、社会价值为标准而论，我承认吴冠中的判断是正确的。作为画家、艺术家的齐白石，其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确实远远不能与作为文学家、思想家的鲁迅相提并论。不过，也应该指出，这样的衡量与评判，无论对于鲁迅还是对于齐白石而言都有失公允，文学与绘画、思想家与艺术家之间毕竟存在着不可不察的差异性。
其实，由此也可以觉察到当下书画艺术批评最为致命的症候所在，即批评标准的混乱。那么面对邵坦中的写意花鸟画创作，最先应该考量的问题即是借以批评的标准应该是什么？假若以传统的中国写意花鸟画经典作品作为衡量标准，那么似乎邵坦中的创作较陈淳、徐渭等大师的创作还有一定的距离；再假若以西方抑或国内现当代艺术的创作理念作为批评的标准，显然在邵坦中的写意花鸟画创作中并不存在太多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批判。那么这两种批评标准对于邵坦中的写意花鸟画创作都不适用，但这也恰恰是当下书画艺术批评者最为常用的批评依据。所以我也经常在想，其实书画艺术的批评者不应该用一套自以为放之四海皆准的所谓标准框定一切。相反，他们倒是应该在深入关照艺术家创作的同时不断探寻到新的价值，进一步创造出在某一范围内适用的批评价值体系。也就是说，批评者是批评标准的创造者而不是使用者。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批评者的工作才是有价值的，批评者与创作者之间的关系才是正常的。当批评者拿一种固定的标准去衡量艺术家创作的时候，其中必然包含有某种蛮横和粗暴。
二
尽管我认为在面对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美学风格作品的时候，应该选择不尽相同的批评标准，但同时我也不得不承认，在艺术创作的这种种差异之外共性的东西也同样存在。我指的是，最为理想的艺术创作，无外乎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于此大约不会有太多的异议（至于用内容与形式之类二元划分来讨论艺术是否合适，则又是另外一回事情）。在这里，我没有说邵坦中的写意花鸟画创作已然具备了这样一种极尽理想的完美，如此盲目的判断对他是不负责任的。经由他的创作，我只是隐约觉察到其中隐含着不断趋向这种完美的因子和努力，这是可以肯定的。如果邵坦中的创作最终可臻完美之境的的话，我想，应该与他在以下两个层面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就中国传统的花鸟画创作发展而言，大致可以分为两大阶段，而这两大阶段又同时体现出两种不尽相同的审美意味，也就是说，宋元及此前的花鸟画注重“载道”，而明清花鸟画创作则偏重于“言情”。在某种程度上，这两者也恰好代表着中国传统花鸟画创作的两大类型。毫无疑问，邵坦中的创作与后者有着更为天然的内在联系。那么他的这一创作取向，首先应该被视作文化的选择，而通过对这种文化选择的讨论，我想可以进一步深化对其创作的理解与认识。在中国传统的文化语境里，载道的艺术创作有着特定的内蕴，其所载之道非儒道即庄禅之道，两者又可以统称为天道。尽管历来学者之于道的阐述无不扑朔迷离，其实，无论儒道抑或庄禅之道，都意在强调一种规范、一种高度和一种终极的追求。遗憾的是，在传统中国载道的文化求索与艺术创作中，我们不仅没有沉淀出类似西方之于天国的虔诚与信仰，相反却毫无理由地失却了或者说损害了人之天性，致使这一类型的艺术创作越来越凸显出某种工具性的意味。翻检我们的艺术史，不难看到，载儒道者，往往沦落于为王道献媚；而载庄禅之道者，则在某种程度上一味沉湎于对回归“母体”的玄想。总而言之，二者都少却了一丝亮丽的温暖的人性意味，有的是存天道灭人欲的虚伪，有的是渴望世外桃花源的消极。之所以有明一代徐渭等在其创作中破樊篱、标性灵，似乎也就不难理解了。尽管其创作也未臻妙境，但总算道出了载道艺术创作的不可取，同时也为健康的人性塑造遥设了一条伏线。邵坦中的写意花鸟画创作即由此一脉而来，所以当陆俨少为邵坦中所绘手卷题写“青藤白阳之间”的时候，他是正确的。
如果仅仅认识到这一点，那么对邵坦中写意花鸟画创作的讨论依然是最粗浅层次的，而邵坦中的创作如果是仅仅满足于对青藤白阳笔墨意趣的追踪效仿也将会是没有太多价值的。值得庆幸的是，邵坦中并没有于此止步。我想可以将邵坦中与徐渭的写意花鸟画创作稍稍作一些比照，相信在此比对中，即可见出邵坦中写意花鸟画创作的不凡之处。徐渭与邵坦中的写意花鸟画创作皆重“言情”，皆重在情趣意趣的表达，但两者之间却有着很显然的区别。相对来讲，徐渭的情趣表达带有浓重的反抗意味，当然这与他独特的、极具悲剧性的人生经历有着莫大的关联，同时也与当时的文化背景息息相关。有学者称明代文化是一次未完成的文化启蒙，虽有开创之功，但由于缺乏足够的反抗载道文化的内在资源和全新文化的创造力，致使彼时的文化不乏载道文化的残余以及无望摆脱这些残余的灰暗色调，痛苦而焦灼的挣扎之态不难想见，而这些通过徐渭的写意花鸟画创作更是有了最为直观的体现。也正是在这里，邵坦中通过他的写意花鸟画创作，诉说了与徐渭等明清画家全然不同的情趣。
在邵坦中的写意花鸟画创作中，情趣并非作为某种对立者的反叛角色而存在，而全然是情趣自身，纯粹、简单而生机盎然。从中可以看到，邵坦中在某种程度上具备着作为艺术家对于生活、对于美的事物的敏锐感知能力和捕捉能力。与徐渭相比，他的审美情趣和人性关怀是健康的，而他所珍重的这种健康却历来是传统的中国文化中最为匮乏的一部分内容。作为艺术家，邵坦中绘画创作中的情趣似乎也源于他对生活的态度和其生活状态。所谓生活，应该不是一种必须遵守的预设的程序和程式，而是一个充满发现的不断探寻新奇的过程。相信邵坦中是很享受这种过程的，花开鸟啼，一草一叶，在澄明的审美心境中无疑都有着无限的美感，而邵坦中绘画中的情趣也即由此而来。海德格尔祝愿世人要学会诗意地栖居，可惜我们往往极其驽钝，于此并没有太多的领悟。对此往往视而不见的我们，邵坦中用他的写意花鸟画创作为海德格尔又作了一次独具魅力的诠释。
三
再来看另外一个问题。作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一种创作方式，写意绘画往往被误读。先贤画论所谓“逸笔草草，不计工拙”、“遗貌取神”等等，往往成为了后世不肖之徒胡涂乱抹的根据。自明清以来此种欺世盗名、混淆视听之辈比比皆是，其实这已经不是误读而竟是肆意地篡改了，之所以后世中国写意绘画屡屡受人诟病大约与此不无关联。通过品读邵坦中的绘画作品，可见其作当无此病。记得有论者在谈到凡·高绘画创作的时候曾提及，凡·高尝自谓其绘画的每一根线条、每一抹色彩、每个空间都是经过精密计算后画上去的，于此我深以为然。激情炽烈的凡·高尚且如此，可知艺术创作中理性的、严谨的苦心经营当为创作者不可违背的准则，尤其对那些以粗疏为豪放、以恣意妄作为潇洒快意的所谓创作更是当头棒喝。不知道邵坦中对凡·高的夫子自道以为如何，也不知道邵坦中的在创作之先有没有如是的惨淡经营，但是仅从他的画面就可以感知，他的设色用墨、画线构图都是颇为考究的。不过，这里所提到的考究或者说讲究一词，在我谈论邵坦中写意花鸟画的时候，除却技法层面还有着更深层次的特定内涵。一方面，邵坦中写意花鸟画中的这种讲究，体现出他在其写意花鸟画创作中对细节的注重。注重细节，并不就是斤斤计较，也不并是小气或者矫情，他之于细节的注重，在体现出技法层面的“炼字”功力和能力的同时，也充分地表示了对所描绘对象和所运用技法的本然状态的尊重。我们知道，严重的程式化是后期中国传统写意绘画的重要表现特征，同时又是其不断走向衰落的内在根源，作为有志于写意绘画创作的邵坦中自然深明其弊。因此，为打破这种程式化对写意花鸟画所带来的束缚和制约，他在自己的创作中一方面注重发现并运用传统写意绘画作品里不曾出现的笔墨效果，另一方面也不断尝试把所描绘对象的种种各异的姿态移进画面，如此使得他的作品在程式化的传统写意花鸟画之外别有机趣。石涛《画语录》中有“生香活色”一语，用以形容邵坦中的绘画创作似乎还是比较恰当的。另一方面，邵坦中在其写意花鸟画创作中所体现出来的讲究还表征着一种创作者的自信，这不仅是创作者对于自我创作能力的自信，同时还有对写意花鸟画这种创作形式的自信。众所周知，自20世纪初写意中国画即成为众矢之的，于是有不少创作者也懵懂中丧失了对于这一绘画形式的自信转而尝试种种“结合”、种种 “探索”，不断地在尝试建立新的“类型”。当然这些种“结合”和 “探索”也取得了很多颇值得赞叹的创作成果，但与之不同的是，邵坦中依然保持着对写意花鸟画这一绘画形式的喜爱和高度自信，通过品读其绘画中的笔墨气韵、点线造型可知我此言不虚。
最后我要说的是，书画艺术的批评者和创作者尽管是相辅相成的，但从另一维度上来看他们又是各行其道的。我对邵坦中及其绘画的言说即是如此，我所说的未必是邵坦中所想，但在我而言，又是不得不说的。邵坦中所画的未必是我所希望看到的，在他而言，又是不得不画的，但似乎也正是基于这样各行其是的两者之间的对话，才有可能激荡出一点值得回味的话语。
虽然我对吴冠中作品还有敬意，不过对其齐白石不如鲁迅的观点不敢苟同，纯粹“关公战秦琼”。 万物同理 {:soso_e113:} 有几点是和音乐相关的。比如艺术批评，不同的标准产生不同的结果，批评者和创作者相辅相成，又各行其道。
形式与内容。载道（古典主义）与言情（浪漫主义）。一草一叶皆有诗意。即兴（跳大神式演奏）与构思（分析式演奏）。
不过作者说“无论儒道抑或庄禅之道，都意在强调一种规范、一种高度和一种终极的追求。遗憾的是，在传统中国载道的文化求索与艺术创作中，我们不仅没有沉淀出类似西方之于天国的虔诚与信仰，相反却毫无理由地失却了或者说损害了人之天性。”这种话显然是被鲁迅洗脑的结果，不太认同。 我妄下一下断语，这个论坛里喜欢林语堂的绝对比喜欢鲁迅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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